辽宁一村庄为一名艾滋病孤儿单独建小学(图)

小峰年幼时过生日（翻拍）

　　“算了，他还能活几天，抽就抽吧。”

　　因为吃药的事，韩玉君这天早上动了气。

　　“人家想买这个药都买不到，国家白给，你还不吃。你爹妈要是吃这个药，不见得死那么早。”刚从医院打点滴回来的韩玉君大声说，小峰歪在炕上不吭声。他本该在早饭前吞下3片半白色的抗病毒药，可这一年来，他渐渐拒绝吃了。

　　面对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韩玉君很发愁。“孩子大了，又不是

　　吃药同样也是王立军和小峰之间通常的话题。正式上课前，师生之间总要重复这样的对话：

　　“吃药了吗？”

　　“吃了。”

　　“真吃假吃？”

　　“真吃。”

　　“可不兴骗我，那是害你自己。”

　　这天早上，小峰不说话了，其实他并没吃药。“我忘了。”他承认时缩着脖子一笑，有点不好意思。

　　奈韦拉平、拉米夫定、齐多夫定，这些读起来拗口的抗病毒药，应该早饭前3片半、晚饭后两片半，每天如此。别人告诉王立军，如果不持续服药，身体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到时就麻烦了”。

　　听到小峰又没吃药，王立军用手遮住嘴，压低声音说：“我昨天去他们家看了，他那个药片，数儿又不对。”他皱着眉头直叹气，“跟他说了，没用。你说怎么办呢？咱们也就只能起个监督作用。”

　　比起吃药，小峰自己更上心的是，这个下午能不能在池塘边找到刘立宝，那是他今年才认识的新朋友，和他同岁。

　　7年来，村里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特殊”的孩子。有人在路上碰见他，还问一句：“上学啦？”可他依然交不到朋友。大多数时候，他只能到废弃的鱼塘边看老头儿钓鱼，或者跑到大桥边看火车。他记住了鸣笛的时间，下午一点半。

　　刘立宝是邻村的孩子，俩人在广场跳舞时认识的。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小广场上，每到晚上就聚集着一群中年妇女跳“14步”和“18步”。两个男孩在这里成了搭档，小峰跳男步，刘立宝跳女步，尽管小峰比刘立宝还矮半头。

　　起初，刘立宝的爸爸并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和小峰来往。他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男孩，知道他有艾滋病。可刘立宝觉得，小峰比那些拔掉他的自行车气门芯的男孩强多了。趁父亲不在家，他带小峰回家打游戏机。

　　“别的小孩不爱跟他玩，都嫌弃他有艾滋病。”刘立宝说。

　　“操！那谁，刘雨、劲松、张宇他们几个都跟我玩。”

　　“跟你玩倒是跟你玩，欺不欺负你吧？经常我在面前看着，不一会儿扒拉你一下，敲你一下。”刘立宝模仿着他们打了下小峰的头。

　　小峰没说话，但他很快找到了反击的机会。“我有舞伴，他没有。”“我也有。”“你的是老太太，我的是小闺女。”“你才老太太呢，你那是我老姑，好不好意思，我老姑多大，40了！”两个人抻着脖子叫着。反击失败了。

　　对于这分迟来的友谊，小峰还不知道怎么珍惜。“你给我滚！”俩人说急了，他总是这样大喊一声。可刘立宝却笑嘻嘻地回他：“我不滚。”没过一会儿，俩人自动和好了。“哎呀，手埋汰了，走，洗手去。”刘立宝拉着小峰走了。

　　对于小峰晚上去广场跳舞的事，王立军有些矛盾。“你跳舞，锻炼身体可以，但是要早点回家，8点就上床睡觉。”他嘱咐着。

　　小峰没听他的。有一天晚上他没回家，睡在了大道旁边一座废弃的房子里。姑姥爷老洪找不到孩子，以为他死了，跑去村委会大喊。

　　这个男孩还偷偷学会了抽烟。他走进小卖铺，假装帮别人买烟。老板本来不想卖给他，可有人在旁边劝：“算了，他还能活几天，抽就抽吧。”

　　“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

　　按照防疫站的检测，小峰已经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坏了CD4免疫细胞，他的身上开始经常长出疱疹。在最近的检查中，这项免疫细胞指数又下降了，防疫站怀疑小峰对正在服用的药物出现了耐药反应。

　　王立军并不清楚防疫站都检查了些什么，他只是按时带着小峰去那里抽血。他有些避讳谈论生死这个问题。曾有一个记者，在小峰家里问他“怎么看待生命”。对外人一向挺和气的王立军那次真生气了，“你这个问题，谁也没法回答！就是我，今天脱了袜子躺下，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起来穿上！”说急了，他把手里的老花镜摔在桌上。

　　王立军很少再提小峰回正常学校的事情，他明白，这已经不大可能。关于小峰成年后学校还会不会开下去的问题，他也是盯着提问者沉默了半天才说：“这就不知道了，没有想过。”

　　但姑姥姥韩玉君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小峰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遗产支付的，加上韩玉君的工钱，每月2300元左右。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伙食费就不够了。她找过村委会，问能不能加一两百元，可村委会也发愁，这笔遗产只够再支撑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农村低保补贴，更不够负担这个孩子的开销。

　　“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是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1500元这笔专款了。刘晏清打算跟县财政争取一下，“实在不行乡政府想办法，无论如何保证王老师的工资。实事求是地说，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说起这些，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连抽了两根烟。更让他发愁的是，“爱心小学”不可能一直办下去，这个毫无技能的孩子成年后，走向社会该由谁来管。

　　没人把这些事告诉小峰。他刚刚找到好朋友，还有了新宠物——姨夫抓来的刺猬。他更关心过生日时，刘立宝会不会像答应的那样，送他一份礼物。他还有很多梦想，盖房子、当警察、上“星光大道”。

　　他14岁了，已经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4年。成年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那么确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