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领巾事件引热议 白岩松戴绿领带声援学生(图)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就绿领巾事件表示歉意，称对孩子、家长产生心理影响，并称初衷是为孩子健康成长。其称，“用绿领巾给差生戴”的论断，不仅仅伤害孩子，也伤害了所有教育工作者。2011年10月19日央视《新闻1+1》播出《这个“绿色”不环保！》，以下是节目实录：

    解说：

    功利教育，残忍教育，严酷等级制，教育软暴力，拿无知当创新，对孩子心智的粗暴扼杀，一所小学如何面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办公室主任 冯老师：

    毕竟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在尝试过程中，如果家长觉得实在过不去的话，学校都会考虑一下。

    解说：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一条绿领巾究竟试验出什么呢？

　　学生家长1：

　　你现在急于下结论，不是对孩子打击性更大了。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 陈宏：

　　作为学校领导，真的是表示非常的歉意，这样的做法只能说有不妥之处。

　　解说：

　　红领巾，绿领巾，是鼓励还是伤害？是探讨还是声讨？我们对教师是否还有敬畏？基础教育为什么会成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新闻1+1》今日关注：“绿领巾”的反思。

　　主持人 白岩松：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在进演播室之前，我究竟是戴一个红色的领带还是戴一个绿色的领带，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我还是选择要戴一个绿色的领带。但是戴完了绿色的领带之后心里又有点含糊，会不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太好的主持人，跟戴红领带的主持人比较起来我比较差。当然，这只是一段开玩笑的这种语言，我是故意戴上绿色领带的，但是戴上这条领带其实是特别想跟西安一所小学刚开学，就是刚上小学一年级就戴了绿领巾的孩子们说上两句话，白叔叔和你们一样都戴过绿色的领巾，但是不意味着咱不好，咱们相当棒，而且非常好，跟戴红领巾的孩子一样棒，当然了你们比白叔叔还棒。为什么我要唠叨什么半天什么绿领巾，什么红领巾或者说是绿领巾呢？来，咱们一起看。

　　字幕提示：

　　“绿领巾”很傻很邪恶的教育暴力

　　小学生戴“绿领巾”比抽教鞭还恶毒

　　“绿领巾”激励之术，还是“象形之刑”

　　解说：

　　今天铺天盖地的批评，群情激愤的讨论，让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给部分学生佩戴“绿领巾”事件继续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在这所小学放学的队伍里已经看不到绿领巾。今天，这所小学的校长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 陈宏：

　　不管之前有什么，但是这之后一定会对孩子已经产生了心理上的甚至于家长心理上的一种影响，那么对于这样的影响，我在这儿，作为学校的领导真的是表示非常的歉意。

　　解说：

　　就在昨天，陕西省少工委在官方微博发布信息，表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相关规定，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西安市少工委等相关单位立即前往学校进行纠正。也就是在昨天，西安市未央区少工委及区教育主管部门在得知情况后，立即叫停了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此项做法，昨天第一实验小学也紧急召开了家长会。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 学生家长：

　　9月以后才开学，现在才10月份，一个多月时间，过一个月、两个月再来看孩子的发展，现在急于下结论，对孩子的打击性更大了。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 学生家长2：

　　戴绿领巾也没有啥，只不过就是激励孩子好好学习。

　　解说：

　　一半孩子戴着红领巾，另一部分孩子则戴着绿领巾。中午放学时分，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学生放学的队伍也被领巾自然地分成了两类，不少小学生一出校门就赶紧把绿领巾摘下来放进书包，而绿领巾也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那么绿领巾为什么会出现在部分小学生的脖颈上呢？

　　陈宏：

　　所以大家不久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说我们能不能像我们以往一样，只要孩子有愿望，只要孩子有亮点，就给他一个称号，所以也说到，也有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做法，而且效果也很好。

　　解说：

　　10月14日，该校90多名一年级学生中约有一半学生都收到了学校发放的绿领巾。从发放到叫停，紧紧五天时间，但是一条绿领巾对刚刚进入小学的几十名孩子来说，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记者：

　　你是属于表现好的还是表现不好的？

　　学生：

　　不好的。

　　记者：

　　你怎么了？你干什么事情了表现不好？你为什么说你表现的不好的呢？

　　学生：

　　因为我戴的是绿领巾。

　　解说：

　　你学习不好才戴绿领巾，这是《华商报》记者报道的孩子嬉闹时的言语，一条红领巾代表着一部分孩子已经加入了少先队，而一条绿领巾又能代表什么呢？当佩戴绿领巾的孩子家长在面对记者的采访选择回避时，学校设计绿领巾的初衷真能实现吗？

　　主持人：

　　终于叫停了，这是一个好消息。戴红领巾真的必须是好学生才能够去戴吗？这得要分好或者不好，或者说差吗？我们不妨看一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章》，《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写了：凡是7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的，同学向学校少先队组织提出申请，经批准，就可以成为，也就是戴上红领巾了。显然这个门槛并不是特高，那为什么刚上小学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老师就火眼金睛，迅速地能在上了一个多月的孩子中间分出哪些该戴红领巾，哪些不该戴？难道是他们没有提出申请等等问号都很多。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在西安的记者李志，李志你好。

　　(电话连线)

　　陕西 本台记者李志：

　　岩松你好。

　　主持人：

　　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似乎现在有点一面倒就在批评，但是你就在西安，你这几天也在采访这样一个事情。老师包括家长，他们是如何讨论这件事？如何关注这件事的？态度又是如何？

　　李志：

　　好的。由于“绿领巾”的事件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学校的观点现在是这样的，他们觉得“绿领巾”并不是区别好生与坏生标志性的东西，他们学校里的解释是说，因为学校第一批一年级有50多名孩子是可以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的，而另外一批孩子当中没有加入少先队，为了让这些孩子也体验到加入少先队愉悦的心情，另外也是给他们一个进步的动力，所以给孩子佩戴了这样的“绿领巾”。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学校有这样的初衷也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学校有这样的做法，家长领不领情呢？我们在放学的时候，在门口也采访了家长，家长的观点为了两类，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是有反对的居多，有的家长表示你把孩子这样分成三六九等肯定是不正确的，另外也有学生家长认为，就是刚刚说到的，孩子刚刚入学一个月，你是如何区别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区别，有哪些孩子是可以加入先锋队，戴上红领巾，有哪些孩子戴上绿领巾的，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合适。也有的家长是表示同意的，觉得给他们一定的进步空间，给他们一定的压力，这也是好事情，对以后孩子的成长是有好处的，是这两方面的意见。

　　归根结底，这个问题还是要看一看孩子们的想法，我在学校里也采访了一些孩子，特别是戴绿领巾的孩子，他们就说我还是想戴红领巾，因为我觉得戴上绿领巾就好像是跟其他的同学不太一样，是属于差生或者是属于学习不好的人，他们从内心深处还是想戴红领巾的。

　　这样综合起来，学校，还有家长，包括孩子们的一些想法和观点。我就觉得对于孩子们，对于这些刚刚进入校门的小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给他们同样的这种尊严和满足感。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李志从西安给我们带来的观察和报道。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李志的报道已经知道了一部分，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包括家长，包括孩子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校长的看法会是如何以及相关的采访。

    字幕提示：

    2011年10月17日

    2011年10月19日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

    解说：

    下午3点50放学时间，今天在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校的校门口，我们再也看不到一个佩戴绿领巾的学生。短短五天时间，一个刚刚施行就被叫停的措施，从戴上到摘下，学生们胸前的小小变化，背后却是社会各界对于这所学校教育方式的巨大争议。根据媒体的公开资料显示，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位于当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前身是一所名为未央区贾村小学的公办农村学校，2008年，学校被未央区政府确定为学校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学校的办学理念也更为细致明确，那就是办特色学校、生态学校、做人性化教育，而学生培养目标则是塑造素质全面、个性分明、性格完善、健康快乐的新一代少年。如今，面对着适得其反的效果和铺天盖地的讨伐，校方又是怎样看待如此激励方法呢？

　　记者：

　　有没有想到过这次的“绿领巾”事件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陈宏：

　　这个是绝对没有想到的。

　　记者：

　　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陈宏：

　　因为从现在媒体上所看到的这些声音，甚至对教育都产生了质疑，但是我觉得应该相信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来说，我们是有爱心，是有责任心的。我们的初衷一定是为了所有孩子的健康成长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初衷下，活动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反响，我想谁都不会想到。因为我们都是做家长的，我们谁也不愿意说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差生，我们学校尊重孩子，如果说我们是用“绿领巾”来给一些差生戴，我想伤害的不仅仅是孩子，伤害了所有人，如果这样一个评价，一定要这样论断的话，伤害了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我们几十年的工作，包括我们在这所学校里边所付出的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解说：

　　学校对教育方法形式上的变革掩饰不住实质的尴尬，媒体的报道中关于学生和家长的不同感受成为引发争议的导火索。而面对这次的“绿领巾”事件，教育工作者施进军认为，学校方面除了违反义务教育法，违背了教育规律之外，更显示出学校教育理念的问题。

　　电话采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机制研究分会秘书长 施进军：

　　做这个事情的老师他没有遵循有教无类的理念进行教育，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一个标签。教育方法是可以创新的，但是他不能违背教育规律这个前提，它是违背了这个前提进行的盲目的创新，这样的创新属于伪创新。

　　主持人：

　　其实我作为一个从教师家庭里走出来的一个人，我愿意理解刚才校长所说的一切，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她所说的一切。但是对于校长以及这个学校的很多老师来说，可能要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出来之后你说是非常好的出发点，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都反对，这是第一个要思考的。第二个就是，是不是出发点就好就一定这个事情就正确了，其实我们中间的很多伤害都是由很好的出发点所造成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因为爱就很用力地拥抱自己的孩子，搂抱自己的孩子，最终形成了一种窒息，你觉得这种好的出发点的爱是爱还是害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是从批评的角度，像魏英杰(微博)，专栏作家就说：“这条绿领巾像一堵无形的隔离墙，把孩子分成两种人，并在他们的心灵埋下恨的种子，爱的教育被漠视了，恨的教育在肆意生长，最终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接班人恐怕不难预见。”

　　但是也有另外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又表达了他的困惑。“虽然我也不认同绿领巾，但是舆论对于绿领巾这么大的反对声，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惩罚的界限在哪里。好像现在舆论是容不得对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半点惩罚式的教育的，学校和教师稍有半点儿惩罚之举，比如哪怕只是批评几句，或是罚站一下，便会招来一片骂声。很多老师都跟我聊过，舆论过度保护孩子，让他们非常茫然，不允许半点儿惩罚，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了。”

　　是，这个时候他又引出A面和B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给孩子一点挫折教育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电话采访：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劳凯声：

　　正面的强化和负强化两种教育方法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说，在实施负强化，也就是批评的、否定的、处分的方法要特别谨慎，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人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的基础上来帮助他们、要求他们。那么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的目的，但是这种标签式的做法很容易最后被解读成为就是一种按好坏来做的分类。最终，我觉得我们的任何一种教育的措施、教育的方法还是要看它的效果，也就是说它对孩子来说，它是起到了正面的促进的作用呢，还是对孩子的发展起了一种损害的作用。

　　主持人：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让我感到最沉重的恰恰不仅仅是这一个学校的做法，而是众多的学校，甚至说是我们教育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包括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头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总想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把这个学生分成好学生、差学生，但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最后演变成用学习好来评价，那我也有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宅心仁厚，非常棒，你去怎么评价呢？另外，人是复杂的，在80年代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性格组合论》，它教给我人不是分成好人和坏人，每一个人都有好和坏，看你激活的他什么。我自己在上小学、在上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好学生，但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好的学生，但我幸运的是，我身边所有的老师在我不好的时候依然鼓励我，让我渡过那个难关，最后慢慢的成长。难怪有人说，每人回想自己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真的是这样吗？那涉及到“绿领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点反应过渡了呢？来，我们接着往下观察。

　　解说：

　　在上海闵行区实验小学所有一年级小学生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光荣和喜悦，因为他们即将加入小红星儿童团，而仪式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佩戴上象征着祖国的小苗苗的“绿领巾”。

　　电话采访：

　　上海闵行区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 熊梅：

　　我们所有的学生从入学仪式当中他们就认识了四年级的小辅导员，在整个9月份、10月份到12月份入团之前他们就会接受新一级的学生对他们有关一个小红星儿童团前期的辅道和培训，最终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全体的入学学生会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一年级入团仪式，来庆祝他们光荣成为一名儿童团员。

　　解说：

　　在上海和少年先锋队组织一样，所有的小学里也都有一个小红星儿童团。儿童团里孩子们被看作是少先队的预备队员，所有新入学的新生们都会统一加入到儿童团里，直至第二年的少先队建队日时再统一换领红领巾。加入到这个组织，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荣誉。

　　熊梅：

　　在12月4日那一天举行一个正式的入团仪式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所洋溢的笑容应该说是非常醉人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很好，就是很渴望自己尽快加入这个组织当中。

　　解说：

　　上海首创的“绿领巾”制度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从1986年开始的组织改革探索工作，到今天已经实行了26年，甚至现在这些佩戴着绿领巾孩子的家长们都有着佩戴绿领巾的经历。作为小学生的必经过程，上海小学校里的绿领巾从来没有被当作划分学生好坏的标志。

　　熊梅：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起点，我们不会因为说孩子他的学习或者他各方面的表现不好，然后就会是分成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这样子入团。我们就是会根据孩子不同的起点，然后去鼓励他，最终呈现的形式就是在12月4日那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佩戴上期待已久的红领巾。

　　解说：

　　而当上海的“绿领巾”组织模式被全国其他省市开始仿效时，不但绿领巾的外形被改变，佩戴绿领巾的初衷也被改变了。面对各地出现的绿领巾、粉领巾，在2004年，团中央就明文禁止，并下令全国彻查这些变色红领巾，再到今天西安出现的为了激励上进给差生戴上绿领巾的事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美好的绿领巾变了味？

　　主持人：

　　上海和西安这所小学看似有些相同的做法，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西安这个小学里，一个团队里有一部分是戴上了红领巾，另一部分戴上了绿领巾。而在上海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全戴绿领巾，然后一起去更新变成红领巾。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公平和歧视是否存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当成好孩子，你把他真当成好孩子了，最后他可能就变成好孩子了，但你你要真把他当成了坏孩子，最后他可能就真就变成了坏孩子了，这一点恐怕教育的人要思考。

　　那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机制研究分会的秘书长施进军也说：“教育方法可以创新，但是要旗帜鲜明的反对‘伪创新’，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提醒注意有四种形式是很常见的侵犯学生的现象：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二，歧视、排斥后进生。三，非法限制自由。四，乱收费、乱罚款等等。”

　　那么说回到领巾的问题，刚才短片也说到了，除了红领巾之外，其他颜色的领巾都是有问题，其实是处在被反对的过程当中。那么红领巾本是否也有改革的空间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解说：

　　今天当绿领巾引发争议仍然成为媒体、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时，西安教育学会的许建国会长则表示，在此之外无论红绿都不应该承载区别学生的功能。

　　电话采访：

　　西安教育学会会长 许建国：

　　你说他们戴红领巾，当学生在入学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以内20多天时间有的学校甚至十几天、几天就给孩子戴上红领巾了，而且要本人申请，班主任签字，少先队研究才能批准戴上红领巾，六岁的孩子刚刚入学，幼小的心灵几乎是没有任何辨别是非的能力，你说让他申请怎么写。而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他戴红领巾，你的根据何在？你失去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你还要把它做一个结论，改革非常必要。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暂且恐怕还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方向出来，这要经过学校的一些理论上，首先要做研讨。

　　主持人：

　　其实西安的这所小学可能也给全国的类似小学也提了一个醒，究竟是不是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不久的时候，我们就火眼金睛立即甄别出来谁应该戴红领巾，谁就不应该戴，还是大家集体的时候，都是一样，但是过了一年的时候，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可能再戴红领巾，包括红领巾的一个评价问题，其实我看刚才队章的角度来说，对红领巾没有那么高的论好或者不好的要求，而是你提出要求已批准就可以成为了，那么我觉得的确像这位教育专家说的一样，我们改不改先另说，但是令所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被要求绿领巾你会怎么做？很多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的选择是先不管孩子，我去教育局投诉去，这是27.48%。接着还有人先关心自己的孩子，担心小孩出现心理问题，先引导小孩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是26%。还有接近26%是请示学校领导，也给领导老师戴上不同级别的标识吧，这是有点恶搞，黑色幽默的意思。还有14.77%，和学校老师理论，凭什么给小孩戴绿领巾，这属于胆大的家长，敢跟老师去叫板。后面还有说是教育自己的孩子等等。

　　最后，我特别想引用前边有一个博客，是《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田科武，他说：“老师的初衷或许是好的，可能只是因为不懂教育规律，不按儿童心理才出此下策。”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当我们所有批评的声音已经足够大的时候，我依然愿意相信西安的这所小学从校长到老师，他的心是好的，同时他这样一个做法也给全国所有的学校提了一个醒，相信他们自己可以改过来，没问题，其他的学校也应该受所敬鉴，所以我们一起去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