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下代孕利益链显现 花费13万可借卵生子

　　一边是现有法律盲点下的监管乏力，一边是“无后为大”传统思维下的求子心切，在各方需求的驱动下，一个规模不小的“卵子黑市”正在武汉悄然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的地下利益链逐渐浮现。政府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代孕公司的同时，焦急的不孕客户却愿意花高价从这些中介机构得到及时“支援”。

　　这些矛盾表明，建立正规合法的卵子库，依法管理卵子的采集和供给，已成为当务之急。

　　日前，有关部门在高校云集的武汉洪山区联合执法，将国内代孕行业内名气较大的“AA69”、“长江代孕”、“东方百年”等数家非法代孕公司悉数关停。一时间，“代孕”、“捐卵”等词汇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孕不育”成为世卫组织预测的第三大疾病的背景下，“借腹生子”或“借卵生子”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甚至有业内人士称，“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管理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阶段，光靠打压是不行的。”

　　“别写我的名字”

　　10月9日，武汉秋高气爽。按照约定，记者在位于武昌街道口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 “捐卵者”小琦。

　　这名武汉某211重点高校在读的大三女生对记者说：“问吧，我都会如实回答，只是到时候请别写上我的名字。”就在此前一天，小琦刚刚从泰国曼谷赶回到学校，“不是去旅游，是去做手术”。这个手术就是“取卵”。

　　对于自己选择做这个 “手术”的原因，马上满22岁的小琦不愿多说。采访中，她接了一个老家打来的电话，“我爸估计快不行了，食道癌晚期，在医院里住了快半年了”。由于刚做完“手术”，小琦的身体明显还很虚弱，连续说上几句话就得喝口茶歇一会儿，“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想尽快筹点钱寄回去，我爸一天光药费就得400多块钱。”她说。

　　“入行”过程很简单。小琦说，“我按照网站上的要求填写个人基本情况，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见面聊过几次就签了协议书，我这次就排上了”，在学生物专业的小琦看来，“取卵对身体的影响是最小的，只要手术后调理得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在取卵手术结束的那一刻，小琦的银行账号里就汇入了近3万元的 “补偿费”，“协议上就是这么约定的：取卵结束当日汇款”。

　　对“捐卵者”小琦的首次表现，亲自带其到泰国做手术的“站长”吴桓（化名）感到很满意：“她各方面条件确实很不错，也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整个过程都很顺利，需求方也很满意。”

　　他还告诉记者，他们这一行对“捐卵者”的要求很严格，“不是说随便拉个人就能做，我们都要进行很仔细的医学检查。”在他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医学检验报告单中显示，每一名“捐卵者”都需要完成16项体检项目，“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条件确定补偿额度”。

　　经过反复沟通和签订保密协议后，“站长”吴桓同意给记者展示他多年建立起来的 “爱心捐卵者个人信息库”。

　　在这个隐去“捐卵者”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以数字为代码、按血型分类的庞大数据库中，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女性的个人资料，详细记录了每个“爱心捐卵者”的全部资料。“我们会定期和她们核对、更新个人资料，因为这些将直接决定补偿费用的数额”。据上述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长相、身材、学历和年龄，“捐卵者”会被分为多个档次，“补偿费在6000元到4万元之间，学历高、身体条件好的拿到的补偿费用就会高一点，尤其是在校女大学生”。

　　和小琦一样，该数据库中，几乎所有的“捐赠理由”都选择了“急需用钱，经济、生活压力大”一项。

　　催“卵”成金

　　一项由西方科学家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正常女性到30岁就已消耗掉自身约90%的 “卵子库存”，“到30岁时，女性的‘卵子库存’平均还剩12%，到40岁时，下降到3%。尽管三四十岁的妇女仍能排卵，但是不仅其‘卵子库存’已经所剩无几，而且质量下降，不利于生出健康的婴儿”。

　　在国内，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支撑，数年前便呼声颇高的“国家卵子库”一直未能建成，这也成为当前“卵子黑市”泛滥的原因之一。

　　“近些年来，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平均大概在13%”，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郑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尽管各个地区统计样本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我国不孕不育人群数量确实在增长。

　　谈及国内不孕不育比例趋高的现实，医学专业出身的“站长”吴桓更是激动地对记者表示：“现在妇女群体中有15%左右是不孕的，其中有近5%是无法通过治疗解决问题，必须借卵或者借腹。”他还称，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完全禁止代孕和限制借卵的，“其中更是严格规定，只能使用试管婴儿治疗周期未用完的卵子。”在他看来，卫生部的这一规定使得卵子的来源变得极为困难，“在试管婴儿周期中，患者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卵子送给别人，即使出钱也不会。国内医院现在基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卵子，即使运气好，至少也要等上3年多”。

　　当“借腹代孕”被定性为非法，捐赠卵子成为不大可能的现实下，地下卵子市场便成为众多不孕不育患者最后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类中介机构纷纷试水这一领域“淘金”。记者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代孕”二字，找到约5280000个各类代孕中介机构的宣传信息，其中绝大多数都声称提供“借卵生子”业务。

　　疯狂的背后必然有暴利的驱使。从事人类生殖医疗工作多年的郑洁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在正规医院做一例试管婴儿需要1.5万~2万元，包括所有的药物、人工和后期。”而在地下卵子市场，患者夫妇需要支出6倍以上的费用，“整个过程，客户需要支付的费用大约在13万元左右”。根据上述中介机构负责人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客户费用明细表”显示，某价格为15万元的案例中，医院获得10万元左右，捐卵者获得3万元，中介机构获得1万元，其他开销为1万元。

　　如何区分正常保胎治疗和不法借卵生子，武汉市洪山区卫生监督所所长傅廷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确实有一定难度，“客观地讲，只要医疗机构具备相关医疗资质、有这个科目，孕妇就可以去这里保胎治疗”。

　　谁是孩子的妈？

　　根据卫生部颁布的《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凡是利用捐赠的精子、卵子或胚胎实施的试管婴儿技术，捐赠者、受方夫妇、出生的后代必须保持“互盲”，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必须保持“互盲”。

　　不出意外的话，大三女生小琦的受精卵子将很快被植入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腹中，并最后孕育长大成别人的孩子。按照当初和中介机构签订的协议，小琦与香港客户之间必须“互盲”，即“需求方、捐卵方双方一辈子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

　　尽管饱受争议，从事这一行多年的吴桓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没有受害方”的事情。“地下卵子市场存在很多年了，中介机构也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诚然，这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未尝不是做了件好事，是为患者所接受的。对于赠卵志愿者来说，她通过爱心捐卵行为获得了经济补偿，也是无可厚非的。”

　　记者遇到一位刚通过 “借卵生子”成功的张女士。她对记者说：“我非常感谢中介和提供卵子的人。”据其介绍，在被几家正规医院告知卵源“需要等3年左右”后，年近40岁的她经人介绍找到中介公司，“一个月就帮我找到合适的卵子来源。我都到这样的年纪了，肯定是越早越好啊！”

　　郑洁也对记者坦言：“现实中，代孕或者借卵肯定是有需求的，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主要是存在伦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但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可观的利润回报等因素下，国内从事“代孕”和“捐卵”行业者甚众，“武汉就有大大小小数十家中介，目前做得最大的中介也是在武汉。干这行什么样的人都有，现在主要是拼价格和服务”。

　　由于正在接受调查，吴桓决定把手上的业务进度放慢一点，“客户都在排着队等卵子”，“庞大的民间卵子库每年为那么多不孕不育的夫妇解决了生育难题，一旦被完全取缔，这些夫妇应该找谁要卵子？他们的生育权谁来保证？”他还表示，如果国家允许健康的志愿者捐赠卵子，“没有专门中介机构参与是无法进行的”。

　　在目前情况下，选择远赴他国进行手术正成为越来越多中介机构的无奈之举。

　　就在多部门联合高调打击非法卵子中介的同时，湖北某大型网站做了一项名为 “‘民间卵子库’悄然形成，你怎么看？”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网友中有73%的人认为“应该规范化”，19%认为应该“完全杜绝”，8%认为是 “无奈之举”。名为“风中孤叶”的网友写道：“不孕夫妇真的很苦，没有卵子的女性怎么办，现在不孕的家庭很多，也要给出一条路啊！”

　　记者接触到的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在目前技术足够成熟的条件下，“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参照精子库，尽早建立起中央级的卵子库，依法管理卵子的采集和供给”。

　　相关资料对于卵子的买卖和捐赠，世界各国态度不尽相同。韩国于2005年通过了一项生物伦理学法律，规定禁止出售卵子，只允许免费捐赠；英国和德国也禁止卵子买卖；有偿提供人体组织在美国、西班牙和俄罗斯是允许的，这些国家的年轻女性甚至通过提供自己的卵子，偿还债务或是支付上大学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