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针对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人口计生委在这方面有哪些应对的措施?
李斌:针对这个问题,国家批准人口计生委专门设立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我们的职责,第一就是掌握流动人口状况,第二是提供流动人口的均等化服务。
由于在基层有比较广泛的网络,我们现在已经建设了一个全国流动人口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在获取流动人口动态信息的作用上,是不可替代的。
例如,汶川地震、玉树泥石流等重大灾害发生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了解这一地区有多少实有人口,多少外出打工人口、多少留守人口等基础信息。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们掌握的这些流动人口动态的生存发展状况,则可以为国家各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与基础。
在流动人口的均等化服务上,我们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要求,提供包括生殖健康、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的服务与管理,也包括对流动人口增长情况的管理。
《财经国家周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动力。从供给层面看,大量劳动力迁出农村,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力保障;从需求层面看,城镇化带来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大幅提升的消费。
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城乡差距反而加剧,农民难以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同时也存在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您认为,近几年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如何才能进一步发挥城镇化拉动内需的作用?
李斌: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也在城镇化。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现状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内需求的有效扩大。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49.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约旦、乌克兰等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相当的国家。
与土地城镇化相比,人口城镇化速度慢了约一倍,2000~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扩张50%,但同期城镇人口仅增长26%,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万人/平方公里下降到现在的不到1万人/平方公里。同时,跨区域、城乡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市民待遇,不利于城市经济聚集效应的发挥和新的市场需求形成。未来20年,我国城镇化仍将以较快的速度推进,2015年、2020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53.8%、57.9%左右,城镇人口依次突破7亿、8亿关口。
要保证城镇化对扩大中国内需、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作用,必须要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符合条件农民工的城镇落户问题,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也要着力改善公共服务和提供权益保护;要有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规划与发展的重要一步。该规划的顺利推进,需要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针对该规划,人口政策将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李斌: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我们将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制定和实施积极的人口迁入政策,鼓励外来人口迁入和定居;在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控制人口规模,探索通过产业转移带动人口向周边地区分流的机制。
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我们将制定和实施积极的人口退出政策,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将人口流动现象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依据,解决好流动人口就业、就医、定居、社会保障及子女受教育问题。
搭建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系统
“经济”是李斌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多次提及的关键词。这不仅源于她出身经济学博士的专业角色,更是取决于人口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发挥出越来越重要和基础性的作用。
李斌认为,在以人为本的概念日益深入的今天,人应该成为经济分析的“新起点”。在对中国人口未来形势的认识上,在如何审视人口与经济社会、宏观调控千丝万缕的关系上,李斌的视角与判断,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烙印。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这一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角色——经济学博士。您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人口计生委担任工作,看上去似乎离经济学专业的路线越来越远。您在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感受?
李斌:这就涉及到一个对人口计生工作内涵如何体会的问题了。过去人们一提“计生委”,好像就是管老百姓计划生育工作的。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计生委的工作,有了更深入和更广泛的内涵,在我们的名称中,“人口”二字不可忽略。
在人口计生委工作四年以来,我深深感到,越是从经济的角度认识人口问题,越能发现人口这个系统自我循环的规律,它展现为数量、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宏观系统。可以说,人口与经济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人口天然具有经济性,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基础地位,是影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只有从经济的视角去看待人口问题,而不是只就人口看人口,才能认清中国经济社会未来长远发展需要怎样的人口战略与政策。
未来中国人口状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理论分析,往往把“物”即商品作为逻辑起点,但实际上,家庭收入增长、家庭消费支出、居民储蓄、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人力资本投入、住宅开发量及价格等,与人口息息相关的指标,早已成为影响市场运行和政府重大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所以,应该说我现在的工作不是离经济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融为一体了。
《财经国家周刊》:从一名专业人士的角度,您认为,新的人口形势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李斌:人是生产力之中最能动、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集中体现发展方式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分配方式都要与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
如何调动与人有关的因素,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生产、消费、分配这几个环节来理解。
在生产方式上,应实现双资源优化组合。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节约利用物质资源,形成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并重的产业结构。
在消费方式上,要倡导适度储蓄、适度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低储蓄、高消费和高储蓄、低消费两种方式都不可取。应当使储蓄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充分发挥内需优势,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分配方式上,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在再分配过程中,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在我们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的发展构架中,再分配只能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如果初次分配不能统筹效率和公平,就会不断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剧城乡、区域、行业等不平衡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从经济的视角看待人口问题,书写人口战略的经济账本,这应该说是新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形势下,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要达到的高度。与过去主要作计划生育这项具体的工作相比,未来人口计生委面对的工作更系统、也更宏观、更具长远性。目前,人口计生委在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有什么规划?
李斌: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系统,也就是一个以人作为出发点的宏观决策系统。
人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自出生之日起就在衣食住行、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各方面,对社会产生需求。人口的变化,将对宏观经济、各个产业、土地能源等各种自然资源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这个系统建成后,我们很多宏观政策将有更加科学的依据来决策,例如建设高速铁路的规模应有多大。这一问题实际上与人口流动性密切相关,涉及到流动人口平均里程、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出行在短途、中途、长途旅程之间如何分布等基础数据与指标。这体现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与人的行为的变化,同宏观政策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将人—这个微观个体与宏观决策联系起来,从而提高我们国家各部门研究和制定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本刊记者马若斌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斌简历
1954年10月出生于辽宁,中共党员,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1982年吉林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2004年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历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2008年3月被任命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