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人口再生产不能一放了之

　　人口红利是综合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过去似乎比较冷门的人口问题，如人口红利等，已经成为舆论的焦点。正如您所说，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正在不断凸显出来，并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您如何看待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李斌：对于如何认识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是有争论的。

　　人口红利理论上的概念，是指在一个人口结构中，人口抚养比相对比较低，家庭负担比较轻，储蓄率比较高，从而有利于创造出更高的产出，有利于实现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正处于劳动人口比重大，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能够提供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和较高的储蓄率的时期，在良好的经济体制保障下，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和动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各项政策综合性的结果。劳动力、人力资源如果要发挥它的作用，也需要体制的支持。例如，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就没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没有目前我们拥有的大量出口规模；同样如果没有城镇化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无法转移到城市。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都闲置在农村的土地上，究竟是红利还是负债？

　　因此，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不完全是依靠一个单纯的人口数量就可以达到的，是包括了市场化进程、走出去战略、科技进步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在我看来，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政策的巨大贡献，实际上是为中国这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开启了一个经济加快发展的窗口。多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口增长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高一低”，就体现了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状况。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5～10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将如何变化？

　　李斌：从抚养比指标来看，2025年左右将超过50%，还有将近15年的时间。“十二五”期间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的时期，这一时期，老龄化刚刚加速，是青壮年人口最多的时期。

　　但是，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仅依靠人多的优势、维持低工资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靠科技进步，靠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人力资源“红利”，而不是简单的劳动力“红利”。

　　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2010年15~59岁人口9.4亿，占总人口的70%，“十二五”期间达到峰值后缓慢下行，但在2045年前劳动年龄人口仍然保持在8亿以上，多于欧洲人口总和。因此，未来我国劳动力数量不会短缺，实现充分就业任重道远。

　　从市场容量规模看，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显示，我国在139个参评经济体中居27位。首要的竞争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规模。我国人均收入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内需潜力巨大，成为拉动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

　　从工资收入变动趋势看，存在可承受的增长空间。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物价向上波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今后我国劳动力成本合理增长是客观趋势，这也是劳动者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调整分配关系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0~1/10，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劳动力成本水平总体还是比较低的，依然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从劳动力素质看，人口素质总体不高则是影响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的瓶颈，尤其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当代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的瓶颈越来越表现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短缺。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变化，将给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斌：应该说，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必须下大力气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受教育年限，大力发展高中和职业教育，培养出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提升人口质量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这一任务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可能尤为重要和紧迫。

　　我们都知道，制造业是物质财富积累的基础，是新兴国家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制造业的兴衰决定大国的兴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经济强国。中国目前就处于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时间窗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巨头。1980年到200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不足800亿美元快速增加到16912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也由3.4%提高到18.6%，先后超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

　　国际研究机构HIS环球透视日前发布的一项相关研究指出，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9.8%，高于美国19.4%的水平，赶上了在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的宝座上盘踞110年之久的美国。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完成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离不开制造业强国支撑。据统计，我国传统制造业所依赖的2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5.55亿峰值后逐步下降，2020年降至5亿左右；2018年，印度该年龄段劳动力规模开始超过我国。这些人口特征变化，决定多年来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高要素投入制造业竞争模式难以为继。

　　同时，我国制造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业附加值低，在大国经济体纷纷实施“回归实体经济战略”的大潮中，迫切需要向产业链高端转移、向“中国创造”转型。必须紧紧抓住未来人口趋势变动的战略机遇期，充分挖掘劳动力、内需市场和产业配套等综合优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引导产业梯度转移，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加速人口城镇化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年龄分布上，也体现在区域分布上。区域人口分布不平衡、城乡人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成为保证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大量的农业用地不断被征为城市建设用地，与此伴随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而另一方面，是城乡二元化之间的相对差距在部分地区逐渐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同时，并没能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与市民待遇。“在十几亿人口大国推进城镇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李斌表示。

　　在城镇化进程将加速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靠内需市场的未来多年，政策当局目前急需破解的难题是，如何充分挖掘出人口城镇化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中国人口流动和区域分布呈现哪些明显的特征？未来将如何发展？

　　李斌：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均衡性、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推动下，经济布局向沿海地区积聚。目前，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3%，人口占21%左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劳动力人口与赡养人口空间分离，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加大。人口合理分布，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

　　我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和迁移，2010年流动人口约2.2亿人，未来将超过3亿人。必须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把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作为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