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共危机意识：从危中图存到居安思危

    中新网6月30日电 题：聚焦中共危机意识：从危中图存到居安思危

    记者 吴歆 唐伟杰

    历经90年，执政超过60载，概览中共成长史，是一部与外部敌对势力与自身错误持续不断的抗争史，中共生于忧患，战火中图存，立国初的探索，文革后的自省，成绩前居安思危。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贯穿中共90年上下求索之途，也保证了其能历百千劫不衰。

    危中图存：红旗能打多久

    犹如新

    “生于忧患”可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真实写照，当时的中国饱受列强凌辱、军阀混战、国力疲敝、民不聊生，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志之士为这个风雨飘摇的东方古国寻找新的出路。

    然而，幼年的中共，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在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就匆匆投身革命洪流，在险恶的局势中，几乎遭灭顶之灾。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就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工农运动高涨之时，蒋介石集团却突然把屠刀砍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大革命失败是中共成立以来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在此之际，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不坚定者离开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革命已进入低潮时期。

    生存的考验并没有吓倒年轻的中共，反而促其逐渐走向成熟。1927年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擦干血迹，继续战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共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

    在与敌人的鏖战中，“左倾”错误开始蔓延，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共再次遭遇重大危机，面对强大的敌人，红军虽然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艰难开创的根据地也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党内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对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对此，毛泽东专门撰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予以回应。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就在中共不断调整、巩固、发展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亡关头，中共抛却党派恩怨，倡导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投身民族独立保卫战中。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其成立90年之际，举世聚焦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研究员庞松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她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在近代以来在中国内外矛盾的巨大冲突中，不断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在危机处理中，开辟前进道路，抓住机会加快发展。

    在延安，中共展开了一次历时三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党的指导思想。

    从建立到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中共逐步开始独立思考探索，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了胜利。

    上下求索：杀出一条血路来

    胜利在即，共产党人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估计了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产生骄傲、贪图享乐等情绪，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怀着 “赶考”的心态，共产党人从西柏坡走向北平，一个新的政权建立。

    建国初期，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此外，党内也面临着因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考验重重，危机重重，中共沉着应对。

    经济上，在短短几个月内，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即已实现。经过3年努力，成功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主要农工业产量均超过旧中国最高水平。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共成功化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危机，“赶考”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令世界惊讶。

    外交上，“抗美援朝”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化武装的敌人，打出了国威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万隆会议”上，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响亮声音，宣示了中国和平主张；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中日关系相继破冰……

    党建方面，中共于1950年再次整风，直指执掌政权后党员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自傲情绪、蜕化变质等问题。并开始整顿党组织，期间有23.8万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在整党期间，还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到1953年6月底，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

    然而，治国之难不亚于战争之艰，在探索新中国道路之时，中共也犯下严重错误。“大跃进”使得浮夸风盛行，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反右倾”扩大化，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文革”十年，更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共产党人作出了最深刻的反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这些话，揭开了新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上下求索，化危机为契机，勉力前行。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春指出，中共在执政以后，时刻保持着危机意识。“即使是在"文革"时，也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只不过对危机的判断发生了失误，导致了偏差。”刘春说，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共对危机判断基本都正确。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历史上的错误、偏差认识地更为主动、纠正地更为积极。”刘春指出，这样做的意义是为了以史为鉴，防止再犯此类错误。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一直伴随着这样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不同的只是忧患的对象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渐发生改变。

    居安思危：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中共的执政成就令世界瞩目，但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已成为共产党人的共识。

    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整体财富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很多诉求还待求解，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冒头，对中共的执政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邓小平曾经作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的前瞻性判断。当前，中共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更是将保障改善民生及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升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高度。

    腐败问题高发、多发。

    从刘子善、张青山到胡长清、成克杰，中共从来就不曾停止过与腐败的斗争。改革开放以后，反腐败甚至被提升到关系“生死存亡”的高度，说明中共对反腐问题始终保持着紧迫感和危机意识。

    近年腐败分子花招越来越多，“倒逼”反腐制度不断创新。十六大以后，中共进入了制度反腐新阶段。十七届四中全会更是将坚决反对腐败提升至“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全会同时提出，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网络反腐”也作为一种新的机制被正式引入反腐体制中。

    社会管理旧理念无法适应新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需求已从基本温饱转变为追求幸福、尊严、公平、正义，然而当前社会管理手段依然陈旧，不仅难以化解矛盾和问题，而且有可能使问题增生、矛盾激化。

    为此，中共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并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这体现了“民本”理念的深化，更是体现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中共正是以高度的危机意识，寻求破解转型时期的首要课题。

    新时期党的建设

    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当年在延安窑洞中，黄炎培提出中共是否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建立90年，执政62年，改革开放33年，从危中图存到上下求索，从成绩斐然到居安思危，更是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事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