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民达3亿人 7.4亿人遭受二手烟危害(图)

　　5月28日，为迎接第二十四个世界无烟日，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头戴防毒面具宣传控烟，向市民发放控烟禁烟知识宣传单，讲解吸烟的危害及控烟方法。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五年来，卷烟产量不降反增，遭二手烟危害人数逾七亿

　　控烟为何难奏效

　　“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纳入“十二五”规划纲要，此举被誉为我国控烟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日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指出，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今年应成为我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奠基之年。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2006年1月生效后的5年间，我国卷烟产量不降反增，2010年达到23752.7亿支，增长了17%。与卷烟产量上升相应的是，患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迅速增加。目前，我国烟民总数达3亿人，男性吸烟率高达52%，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达7.4亿，我国距离2040年全球烟草制品使用率低于5%的目标渐行渐远。我国控烟之路究竟路在何方？

　　“以税控烟”为何失灵？

　　只调烟税不调烟价，税价不联动，消费者感觉不到价格的变化，自然达不到控烟的目的

　　在北京西黄城根北街的一家日用百货店，有30多年烟龄的老陈经常在这买烟。满身烟味的他，用熏黄的手指从口袋里摸出100元，买了一条每包10元的中南海卷烟。“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就烟价没涨，只有烟还抽得起啊！”欣慰的话语间，不时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

　　提高烟价是国际通行的控制并减少吸烟人数的有效手段，像老陈这样对烟价敏感的烟民，就可能因烟价提高而放弃吸烟。为此，2009年5月，我国提高了烟草综合税率，由40%升至48.7%。这使得政府增加税收500亿。但中国疾控中心姜垣教授对国内6城市2007年至2010年卷烟价格及其对吸烟行为影响的研究表明：“我国卷烟零售平均价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卷烟消费税调整未引起零售价格的上升，消费税的调整没有影响吸烟者的行为”。

　　以税控烟，降低烟草业的利润和吸烟者的购买欲望，这一国际通行作法为何在我国失灵了？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石坚指出：“烟草消费税改革只是一次财政性改革，税动而价未动。烟草调税后，国家烟草专卖局要求各烟草公司保持批发价格的稳定，此次烟税的增加没有反映到烟草产品的销售价格上，而是被烟草行业内部消化了。”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教授说，实现以税控烟是有条件的。提高烟税，税价联动，增加的税收要反映到价格上。只调烟税不调烟价，消费者感觉不到卷烟价格的变化，自然就达不到控烟的目的。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说，我国卷烟价格普遍低廉，每包平均价格为0.73美元，远低于印度的1.65美元、美国的4.58美元、挪威的10.04美元。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国，烟民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烟民总数的1/3。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超过了艾滋病、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不加控制，到2030年这一人数将超过200万，到2050年将超过300万人。

　　然而，反对以税控烟者振振有词：提高烟价剥夺了穷人抽烟的权利。

　　“吸烟权比起健康权哪个更重要？”许桂华指出，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的说法，实际上是要使他们处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之中。一个人患病，小则影响家庭，大则影响社会。我国实行全民医保，疾病负担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

　　四川大学毛正中教授指出，我国贫困家庭的总支出中有8%—11%的支出用在了香烟上。提高烟草税进而提高烟草价格，对减低贫困人群的吸烟率尤为明显。烟价提升，吸烟者就可能把用来买卷烟的钱，转而用在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上。

　　低价烟政策实际上是补贴穷人吸烟。对此，国务院参事马力教授建议，我国应取消对低价吸烟者补贴的政策，变补贴穷人吸烟为帮助穷人戒烟。烟草调税调价后的利润，要用来弥补控烟资金的不足，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

　　烟盒为何不印警示图片？

　　“吸烟有害健康”属于冗余信息，起不到警示作用。吸烟的危害说得越具体越好

　　今年春节，同事小张去台湾出差，为父亲带回一条宝岛卷烟。出乎她意料，这条跨越海峡的卷烟，竟戒除了老人几十年的烟瘾。原来，老人想吸烟拿起烟盒时，总会看到烟盒上让人恶心的图片，抽烟的意愿顿时就没了。一包烟还没抽完，老人就戒烟了。

　　这并不是个例，很多事实证明，在烟盒上印刷因吸烟造成的患病器官的局部特写警示，会让很多吸烟者望而却步。

　　“与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烟盒包装不同，大陆烟盒包装异常精美华丽，没有各国通行的黑牙、黑肺等效果直观的图片。只在烟盒的一面使用中文警语，另一面使用对应的英文警语。对于大多数不懂英文的国人来说，根本达不到警示效果。”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教授说。

　　烟草是唯一一种危害所有使用者并可造成一半使用者死亡的合法消费品。杨功焕说，在烟盒中标注“吸烟有害健康”，属于冗余信息、饱和信息，这样的烟盒起不到警示作用。99%的吸烟者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并不清楚吸烟具体有什么危害。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对此逾80%的吸烟者并不清楚。很多吸烟者不知道吸烟还能引起心脏病、阳痿、皮肤老化和多种癌症。因此，吸烟的健康警语说得越具体越好。

视而不见

　　然而，方寸烟盒成为烟草公司和控烟专家的“博弈场”。

　　一些烟草公司提出：“卷烟是庆典、婚宴等特定场合的传统必备消费品，如果烟盒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语，将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烟草制品被包装成可憎的消极物品，完全破坏了原来包装设计上具有正向价值的文化和审美内容，将可能导致卷烟礼品的快速减少或退出。”

　　职业的原因使大批医学专家投身烟草控制事业。北京人民医院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说：“每日面对受吸烟之害的心脏病患者，怎能熟视无睹！”他出诊时，对每一位吸烟患者多用3分钟来讨论戒烟。上海瑞金医院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吕安康宁可少做手术也要多做控烟演讲。他说，做一台手术可以救一个人，做一场控烟演讲可能救几十甚至几百人。

　　其实，一位医学家哪怕每年做100次报告，也不过告诫几万人。但据统计，若烟盒包装都能印上大而明确的图片警示，每天吸一包烟的烟民每年看到这类警告不低于7000次。按照我国卷烟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仅一年吸烟者就能得到22000多亿人次的警告，这是一种最广泛、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控烟宣传。许桂华说，在烟草包装上印制健康警示图片，是最好的“戒烟药”，不用政府和烟民花一分钱。

　　“许多国家强制烟草企业在香烟外包装上印制鲜明的警示图片，出口的中华烟烟盒上就是一张烂嘴坏牙的图片。但在国内销售的香烟却宁要漂亮烟盒，不要老百姓健康。”吴宜群指出。

　　未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美国，已决定在2012年强制烟草业在烟盒上印上明确的图像警示。我国何时能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警示烟民？

　　无烟法规为何沦为一纸空文？

　　目前还没有全国性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地方法规存在着立法与执法的双重尴尬

　　从5月31日零时起，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内的36个吸烟室全部关闭，成为国内第一家实行禁烟的大型国际机场。卫生部出台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公共场所禁烟的全国性法规。出台公共场所禁烟地方性法规的城市154个，占地市级城市的一半。无烟立法本是控烟举措中的一记“重拳”，但由于存在着立法与执法的双重尴尬，地方无烟法规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无烟立法首先遭遇的是立法难。南昌市是“无烟环境促进项目”首批7个试点城市之一。《南昌市控制二手烟烟雾危害条例》(草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众多专家称为是国内迄今为止最接近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的。然而，从去年8月至今，“条例”草案未能进入最终表决程序。有专家质疑其“过于超前”、“不符合国情、省情、市情”、“难以实施”。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表示，从立法效果上看，目前地方控烟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法律效力等级过低，公众对其权威的认可度有限；法律规定中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与口号宣传性内容较多，实际可操作性内容不足等。反观香港，立法首先考虑的是执法的可操作性。例如，公共场所吸烟原先规定罚款5000港元，但需要法庭裁定。为此，罚款调整为由执法人员现场处罚1500港元。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执行起来也会有困难。”姜垣说，对比了新旧细则发现，新细则中没有对室内公共场所吸烟者和场所经营者的处罚性条款，其效力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建文教授指出，尽管卫生部、教育部以及许多地方都有禁烟法规，但是部委级的条例以及地方立法在我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想实现“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还必须有全国性控烟法律。

　　今年两会，546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尽快制定《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的议案”。政协委员吴明的控烟提案有281名委员签名，成为本届政协签名人数最多的一个提案。

　　王晨光建议，我国公共场所禁烟应该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标尺，借鉴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选择科学可行的执法模式，推动无烟立法的尽快出台。

　　烟草促销为何屡禁不止？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明天付出的代价越大

　　“上海世博局退还烟草捐款，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板。”许桂华说，世博会退还2亿元捐款用了70多天，山东大运会退还烟草公司2000万元的捐赠只用了10多天，广东亚运会就再没有烟草公司捐赠。上海世博会控烟的示范效应凸现。

　　变换花样的“烟草营销”并未因此收敛。前不久，烟草企业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对此，中国控烟协会、新探健康研究中心等组织公开呼吁，拒绝烟草行业“借公益捐赠之名，行烟草促销之实”的变相宣传行为，却未得到社会一致的回应。

　　烟草捐赠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治标不治本。吴宜群指出，减少烟草需要和供给，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核心目标。我国在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卷烟产量反而大增，值得政府相关部门和国人深思。改革烟草行业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是当务之急。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为基数，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烟草税的2.8倍来为其带来的健康危害买单。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社会将为之付出的代价越大。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烟草产业现阶段是“纳税大户”，但无论从经济净福利，还是社会净福利看，烟草产业对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负贡献，其产业的利益是“黑色的利益”、“带血的利益”。

　　经济学家胡鞍钢担忧地说，“人口红利”结束与烟草疾病负担高峰同步到来。我国在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期结束。而今后20年到40年将是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高峰期。社会养老负担和沉重疾病负担叠加，如果不进行烟草控制，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认为，“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5年内，使我国人均寿命增加一岁。要实现此目标，控制烟草使用，降低二手烟暴露是重要举措。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控制环境危害型和健康危害型产业，发展环境友好型与健康友好型产业是必由之路。

　　胡鞍钢建议，健康应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准。政府对于健康危害型的烟草产业，必须严格准入，限制发展。在未来20年，我国完全有机会平稳实现烟草业的转型，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方向。 (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