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民达3亿人 7.4亿人遭受二手烟危害(图)

视而不见

　　然而，方寸烟盒成为烟草公司和控烟专家的“博弈场”。

　　一些烟草公司提出：“卷烟是庆典、婚宴等特定场合的传统必备消费品，如果烟盒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语，将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烟草制品被包装成可憎的消极物品，完全破坏了原来包装设计上具有正向价值的文化和审美内容，将可能导致卷烟礼品的快速减少或退出。”

　　职业的原因使大批医学专家投身烟草控制事业。北京人民医院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说：“每日面对受吸烟之害的心脏病患者，怎能熟视无睹！”他出诊时，对每一位吸烟患者多用3分钟来讨论戒烟。上海瑞金医院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吕安康宁可少做手术也要多做控烟演讲。他说，做一台手术可以救一个人，做一场控烟演讲可能救几十甚至几百人。

　　其实，一位医学家哪怕每年做100次报告，也不过告诫几万人。但据统计，若烟盒包装都能印上大而明确的图片警示，每天吸一包烟的烟民每年看到这类警告不低于7000次。按照我国卷烟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仅一年吸烟者就能得到22000多亿人次的警告，这是一种最广泛、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控烟宣传。许桂华说，在烟草包装上印制健康警示图片，是最好的“戒烟药”，不用政府和烟民花一分钱。

　　“许多国家强制烟草企业在香烟外包装上印制鲜明的警示图片，出口的中华烟烟盒上就是一张烂嘴坏牙的图片。但在国内销售的香烟却宁要漂亮烟盒，不要老百姓健康。”吴宜群指出。

　　未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美国，已决定在2012年强制烟草业在烟盒上印上明确的图像警示。我国何时能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警示烟民？

　　无烟法规为何沦为一纸空文？

　　目前还没有全国性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地方法规存在着立法与执法的双重尴尬

　　从5月31日零时起，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内的36个吸烟室全部关闭，成为国内第一家实行禁烟的大型国际机场。卫生部出台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公共场所禁烟的全国性法规。出台公共场所禁烟地方性法规的城市154个，占地市级城市的一半。无烟立法本是控烟举措中的一记“重拳”，但由于存在着立法与执法的双重尴尬，地方无烟法规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无烟立法首先遭遇的是立法难。南昌市是“无烟环境促进项目”首批7个试点城市之一。《南昌市控制二手烟烟雾危害条例》(草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众多专家称为是国内迄今为止最接近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的。然而，从去年8月至今，“条例”草案未能进入最终表决程序。有专家质疑其“过于超前”、“不符合国情、省情、市情”、“难以实施”。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表示，从立法效果上看，目前地方控烟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法律效力等级过低，公众对其权威的认可度有限；法律规定中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与口号宣传性内容较多，实际可操作性内容不足等。反观香港，立法首先考虑的是执法的可操作性。例如，公共场所吸烟原先规定罚款5000港元，但需要法庭裁定。为此，罚款调整为由执法人员现场处罚1500港元。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执行起来也会有困难。”姜垣说，对比了新旧细则发现，新细则中没有对室内公共场所吸烟者和场所经营者的处罚性条款，其效力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建文教授指出，尽管卫生部、教育部以及许多地方都有禁烟法规，但是部委级的条例以及地方立法在我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想实现“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还必须有全国性控烟法律。

　　今年两会，546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尽快制定《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的议案”。政协委员吴明的控烟提案有281名委员签名，成为本届政协签名人数最多的一个提案。

　　王晨光建议，我国公共场所禁烟应该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标尺，借鉴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选择科学可行的执法模式，推动无烟立法的尽快出台。

　　烟草促销为何屡禁不止？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明天付出的代价越大

　　“上海世博局退还烟草捐款，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板。”许桂华说，世博会退还2亿元捐款用了70多天，山东大运会退还烟草公司2000万元的捐赠只用了10多天，广东亚运会就再没有烟草公司捐赠。上海世博会控烟的示范效应凸现。

　　变换花样的“烟草营销”并未因此收敛。前不久，烟草企业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对此，中国控烟协会、新探健康研究中心等组织公开呼吁，拒绝烟草行业“借公益捐赠之名，行烟草促销之实”的变相宣传行为，却未得到社会一致的回应。

　　烟草捐赠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治标不治本。吴宜群指出，减少烟草需要和供给，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核心目标。我国在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卷烟产量反而大增，值得政府相关部门和国人深思。改革烟草行业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是当务之急。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为基数，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烟草税的2.8倍来为其带来的健康危害买单。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社会将为之付出的代价越大。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烟草产业现阶段是“纳税大户”，但无论从经济净福利，还是社会净福利看，烟草产业对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负贡献，其产业的利益是“黑色的利益”、“带血的利益”。

　　经济学家胡鞍钢担忧地说，“人口红利”结束与烟草疾病负担高峰同步到来。我国在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期结束。而今后20年到40年将是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高峰期。社会养老负担和沉重疾病负担叠加，如果不进行烟草控制，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认为，“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5年内，使我国人均寿命增加一岁。要实现此目标，控制烟草使用，降低二手烟暴露是重要举措。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控制环境危害型和健康危害型产业，发展环境友好型与健康友好型产业是必由之路。

　　胡鞍钢建议，健康应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准。政府对于健康危害型的烟草产业，必须严格准入，限制发展。在未来20年，我国完全有机会平稳实现烟草业的转型，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方向。 (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