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为何选址上海法租界 上海专家详解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时隔90年，后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大会在法租界举行？是巧合，还是另有缘由？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史学专家熊月之日前向记者详细解读了中共一大选址的来龙去脉。

    一大筹办核心人物皆居住在法租界

    熊月之说，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位，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他们都不是

    三人中，安徽人陈独秀与上海渊源最深。史料记载，1903年他已经在上海居住过４个月。1915年6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后为《新青年》）。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依然入住法租界，地址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该寓所距离一大会址不到2公里。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留日归国的他于1919年来到上海，1920年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工作。1920年秋，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房屋刚建成不久，他就随兄长李书城等从当时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搬迁入住。

    李达，湖南零陵人，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研读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李达回到上海，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遂参与其中，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

    熊月之在整理史料时还发现，1920年前后，入住法租界，且居住点与中共一大会址实际距离均在2公里步行范围内的，还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近10位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知识分子。

    环境幽僻是选址重要因素之一

    熊月之分析，自戊戌变法后，中国的政治氛围逐渐形成了“北严南宽”的格局。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上海租界当局设法协助其逃跑。五四运动后，北方气氛紧张，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下，进一步促使《新青年》编辑部南迁。

    1920年至1921年，上海已吸引了一批政治、文化精英汇聚。而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中，以法租界的氛围相对宽松。

    事实上，自1919年起，法租界已成为上海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报刊和社团的聚集地。无论是国民党背景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还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劳动界》，以及久负盛名的《新青年》都集中于法租界编辑发行，此外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等也都位于法租界。

    熊月之说，法租界望志路环境幽僻也成为当时选址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政档案显示，望志路106、108号，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而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这里人烟稀少，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这位专家还分析，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基本可以确定一大的会议场所，即李书城和李汉俊寓所，是李汉俊选定的，而代表住地博文女校，是李达落实的。

    熊月之分析认为，相对公共租界，法租界是“后起者”，1921年其人口密度不高、房屋租金适中、道路交通便利以及治安管理相对宽松，综合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聚集于此、居住于此、活动于此。最终，中共一大在法租界举行，也就顺理成章了。（记者 许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