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丹青 光华永驻——记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

黑白木刻《民兵》 夏风 作

黑白木刻《人民的刘志丹》 古元 作

黑白木刻《妯娌纺线》 石鲁 作

黑白木刻《彭德怀将军在前线》 彦涵 作

黑白木刻《老羊倌》 彦涵 作

黑白木刻《延安鲁艺校景》 力群 作

黑白木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彦涵 作

黑白木刻《减租会》 古元 作

套色木刻《八路军前线抗战》之三“百团大战” 艾炎 作

    中国近代木刻艺术的发展，得益于鲁迅先生引进和推介西方的版画艺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木刻版画创作风靡全国。1938年到延安后负责编辑《前线画报》，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部主任的江丰，就是因为看到了鲁迅编辑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后，决定放弃油画而改学版画的。同江丰一样，许多美术青年怀着投身祖国民族解放事业之心，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积极投身于革命美术的实践活动，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

    抗战时期 蔚然成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木刻的底版材料来源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所以，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宣传工作都大量采用了木刻艺术，木刻作品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抗日根据地，因为条件艰苦，学油画的找不到油彩画布，学国画的缺少笔墨纸砚，木刻这种简便易行的艺术就得到大力支持，获得较大的发展。许多美术工作者来到延安后，都以版画的学习和创作为主。

    抗日根据地的木刻艺术以延安木刻为典型。这主要是因为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文学院聚集了大批美术工作者，创作力量很强。当时的鲁艺美术系基本上是以版画的教学和创作为主，主任是沃渣。1940年美术系扩大为美术部，下设美术系和美术工场，江丰任美术部主任。美术系的老师包括胡一川、马达、力群、张望、黄山定等，后来出名的木刻家古元、彦涵、罗工柳、夏风等当时还都是鲁艺的学生。还有一些美术工作者在延安其他一些地方，如解放日报社、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工作。

    鲁艺木刻 独具特色

    谈到延安的木刻，就必须谈到鲁艺木刻工作团。该团的一个大的贡献就是走出了一条艺术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的道路，使新兴的木刻开始克服西方化的倾向，成为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兴木刻的开始。它的建立是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的号召。1938年底鲁艺木刻工作团组建后，在团长胡一川带领下，鲁艺美术系二期的学生彦涵、罗工柳和华山等一行四人首先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他们到达八路军总部山西武乡县后，就开始为报纸刻制插图，创作故事连环画。并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尽管离开延安，深入到了抗日前线，刚刚创建的木刻工作团还没有摆脱木刻西方化的倾向。

    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是1939年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次讲话。朱德谈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神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因此提出“笔杆必须赶上枪杆”的要求。这次谈话之后，鲁艺木刻工组团决定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乘着1940年春节之际，制作一批军民生产生活的年画。当时创作年画的是胡一川、彦涵、罗工柳和杨筠四个人，还请了年画工人赵思恭师傅作指导。第一批年画是腊月二十三印制出来的。印制的当天，胡一川和杨筠两人就亲自带着这批年画去赶集，摆摊叫卖。结果销路奇好，很快销售一空。老百姓有赶几十里地来买年画的，有直接到木刻工作团驻地来买的。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这次尝试得到朱德等领导的高度赞扬。彭德怀也非常喜欢这些年画，还让他的夫人亲自到木刻工作团要了一些年画，并于1940年2月7日写信给木刻工作团，高度评价了工作团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贡献。这封信一直保存在胡一川的手中，1981年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年画中，有24件套色木刻是1940年由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从延安带回来的。当时，受彦涵的委托，李公朴带了两套木刻回来，自己收藏一套，另外一套用于参加国统区的木刻展览。1954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时，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张曼筠女士慷慨捐赠，现为国家博物馆的一级藏品。这24幅作品有诸多精品。例如《抗战十大任务》的8张年画，全部由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包括胡一川、罗工柳、邹雅、黄山定等人的作品，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包括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加强军队建设等内容。由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创作的《军民合作》，广泛吸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意见，构图简洁，刻画细腻，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彦涵的两幅年画《保卫家乡》，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大家养鸡增加生产》等，也是这批年画中的精品。

    走进大众 反映生活

    从年画的创作开始，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走进大众，反映大众生活，从而使木刻艺术开始摆脱西方化的表现形式，出现木刻民族化的倾向。除了内容贴近中国民众外，某些木刻作品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绘画表现形式。例如年画《儿童团检查路条》，具有中国画的显著特征，有皴法的痕迹，画面清雅，是比较独特的一件作品。

    除了套色木刻年画之外，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还创造了大量黑白木刻。—些著名的木刻画家创作的作品相当经典。例如古元和彦涵的黑白木刻。

    古元是木刻名家，徐悲鸿曾称赞他是“中国新版画界的巨星”。他的木刻作品精品很多。1943年秋天的时候，当时在鲁迅美术研究室工作的古元来到南泥湾参观访问，为生机勃勃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所感染，创作了《八路军生产》这幅木刻，又叫作《南泥湾驻军秋收图》，其近景和远景的构图非常协调，反映的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秋收的景象，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古元的另一幅名作《减租会》，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运动的场景。画面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农民对地主批判的紧张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彦涵的黑白木刻朴素、粗犷、战斗性很强。彦涵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成员，他的很多创作经验都是来自于前线。像许多前线的美术工作者一样，他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战士，经常在敌情紧张时拿起枪杆，直接上前线作战。所以，他的木刻作品，战争的临场感、现实感很强，令人印象深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是彦涵1943年从前线回到延安之后的作品。这幅作品就像拍摄的一幅照片一样，截取了时间流逝中的一个横截面，反映了战争中的一个瞬间，战士持枪警戒，村民们紧张的神情，在这幅画面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反映了战斗中的紧张和激烈，堪称佳作。彦涵的这幅作品创作出来后，与他的《不让敌人抢走粮草》、《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他几幅作品一起，被称为抗战美术作品中“壮烈的进行曲”，在根据地流传很广。

    抗日根据地的木刻艺术还有另外一种作品，就是木刻连环画。鲁迅推荐西方木刻艺术时，就重点介绍过西方的木刻连环画，例如比利时麦绥莱勒的作品。鲁艺木刻工作团成立之初，就曾经创作过有故事情节的木刻连环画，如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彦涵的《张大成》等。

    光辉篇章 一枝独秀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抗日战士服务。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木刻形式真实反映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以纯朴稚拙的乡土气息和简洁有力的刀法，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解放区黑白木刻，创造了有中国气派同时令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面貌的民族木刻版画。延安木刻作品主要反映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例如《抗战十大任务》系列年画；根据地的生产生活，例如古元的《八路军生产》、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根据地的文化卫生，例如夏风的《农民读报》；根据地的战斗，例如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根据地的军民关系，例如胡一川的《军民合作》等等。所以，延安的木刻艺术之所以走向大众化和民族化，其本质是适应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艺术趣味，适应的是严酷斗争的需要。

    延安木刻版画家把所学的西方木刻表现语言逐渐中国化，完成了从单纯模仿欧式风格到结合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转变，形成延安美术自身特点的具有民族化倾向的审美样式。延安木刻运动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光辉的新篇章，在世界版画史上也是一枝独秀，在我国现代艺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艺术价值。（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