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之女回忆父亲 一生只在一起生活12天(图)

项英（1898.5—1941.3.14）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武汉江夏区舒安乡祝庙村人。

　　15岁时，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磨砺塑造出他求知自强的不屈性格；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信念。在和中共武汉地委负责人包惠僧会面时他表示：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

　　1920年，项英在武汉组织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他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武汉地区共产党员的人数，总共不过十多人。

　　一生只与父亲相处12天

　　项苏云是新四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项英的长女。昨日，记者联系上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女士，80岁的项女士声音洪亮精气十足。

　　1948年，她和李鹏等21位中央领导和烈士子女留学苏联，回国后先后在纺织部、中国科协工作。到1991年退下来之前，她把一个在机构改革中几乎被取消的科协青少年部不仅保存下来，并且筹集大量经费，带领孩子们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奥赛强国。

　　“我出生前父亲已经离开上海到苏区，我这一生只和父亲一起生活了12天”，2岁时母亲离开后，地下党把项苏云托付给陶行知先生办的孤儿院，她的名字就是陶行知先生起的，意思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

　　1938年，7岁的项苏云被辗转送到延安去读书。这年父亲项英来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那天她正在学校吃饭，忽然老师告诉她，有人来接她去见她爸爸。到了大礼堂后，她却不知道哪个是她父亲。

　　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问别人的孩子。在延安相处了12天后，父亲因为有任务在身离开了延安。20多天后，父亲从西安托人给她捎了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信中让她好好读书，将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当时她并不知道，这就是和父亲的永别。直到4年后，陈毅来延安筹备“七大”会议时带来消息，她才知道父亲已被叛徒杀害。

　　宁死要为天下工友争口气

　　1922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厂方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项英鼓励工人“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为天下工友争口气”，工友们团结一心，最终取得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

　　“1923年2月，父亲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4日，京汉铁路工人争人权、争自由的总同盟罢工开始”。5日，父亲代表工人前往交涉，要求军警交出被关押的工友。敌人将父亲扣留，并以枪相威胁逼他下令复工。可他坚强不屈。次日工人们为援救项英包围军警。在工友声声“还我项英”的呐喊中，父亲走出军营。

　　为反抗强权，项英、林育南等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时2小时许，沿途加入3000人，所过商民多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者，此种情形实为仅见”。父亲一直昂首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二七”惨案发生当天，项英率1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冲进江岸车站，准备抢救林祥谦和被捕的工人，但寡不敌众未获成功。

　　1926年秋起，项英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并任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和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他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父亲发布命令确立建军节

　　尽管与父亲相处时间很短，但项苏云对父亲的经历却非常了解。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

　　1933年5至12月，父亲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后，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建立军中奖励制度。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父亲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父亲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被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困难条件下，父亲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殊死斗争。他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灵活打击敌人。保存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父亲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在武汉诞生了抗日“铁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父亲为新四军副军长。12月23日，父亲回到武汉，与叶挺共同组建新四军军部。25日下午，父亲和叶挺在汉口大和街26号召开军部机关干部大会，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它标志着新四军的诞生。1938年1月4日，项英率军部机关人员奔赴南昌。他和叶挺等人在武汉的这段日子，被称之为“铁军诞生的时期”。

　　1938年春，父亲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4月，父亲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与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3月14日凌晨在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记者 高星 图 何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