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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成因趋复杂 劳动力价格上涨成新推手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2011-05-02 13:44:48

  “居物价思失业”

  价上涨,要控制,但不要恐惧,不要以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老百姓对物价和对失业的担忧,相比起来,对失业的担忧更多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孙莹 实习记者 张艺馨

  3月份同比上涨5.4%,创下了32个月以来新高,PPI同比上涨7.3%。一季度CPI和PPI两项指标都处于较高水平。在目前CPI、PPI数据与今年目标值相距较大的情况下,严峻

的通胀压力引发人们的担忧。

  此轮物价全面、快速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经济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政府又该采取哪些措施?中国经济的通胀承受力到底有多大?围绕上述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此轮物价上涨具有必然性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上涨?

  陈东琪:一般来讲,在经济复苏回升时期,价格是上涨的,特别是对经济快速发展、加速转型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物价上涨速度快的特点比较明显。

  从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出口导向减弱,扩大内需程度增加,城市化速度加快,消费需求增多。同时全球经济对中国未来发展预期提高,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加上劳动力工资增加,企业成本提高,也促使价格上涨。

  所以,物价上涨在今明两年有明显的必然性。

  经济上升期,总体来说,物价是上升的。不能要求经济回升、收入增长、就业增加,却没有物价的上涨。

  由于经济上升期有需求和供给的增加,同时需求的增加会略微领先于供给的增加。而且在经济的衰退期和复苏的初期,货币投放是较多的,也会以滞后的方式带来物价上涨。所以经济上升期的物价上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财经国家周刊》:经济增长和物价的这种相关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陈东琪:这一轮经济增长从2009年上半年触底回升,年度复苏从2010年开始。物价在2009年的10月份以前是负增长,11月份开始转入正增长。CPI从2010年5月份开始加快上升,今年3月份增长达到5.4%。

  一般来说,当GDP见顶回落,两到三个季度后会出现CPI的回落。GDP见顶与物价上涨有一个时间差。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GDP增长见底在2009年一季度,CPI见底在2009年三季度。最近一次GDP见顶在2010年一季度,之后高位降温,最近三个季度在9.5%左右。从历史趋势看,近期物价上涨高位回落可能在今年二、三季度。当然是否如期出现这个情景,还要看宏观调控政策对各种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情况。

  来得快、幅度大、频率高

  《财经国家周刊》:此轮物价上涨与以往相比有什么特点?

  陈东琪:这次的价格上涨从月度季度的表现看,比上一轮经济上升期的价格上涨来的要快、幅度大、频度高。

  上一轮的物价在“非典”以前是很低的,当时还为通货紧缩担忧。“非典”是一个分界线,2003年三季度,经济开始好转,物价开始上升,特别是2006、2007年,物价才加速上涨。一直到2008年2月的CPI增幅达到8.7%。2007年二季度GDP达到最高,而物价在2008年2月达到最高,也就是GDP见顶和物价见顶一般有2到3个季度的时差。

  经济上升期的物价上涨一般是从农产品开始,然后进入到工业品,再进入到服务品价格。这次价格上涨的传导时间很短。由局部到全面,由农产品到非农产品,由商品到服务价格这个节奏很快。虽然涨价有先后顺序,但是相隔时间很短。

  《财经国家周刊》:此轮价格上涨来的快、幅度大、频度高的表现是什么?

  陈东琪:从消费品来说,国内涨的多。从综合物价来说,CPI后阶段涨的更快。石油价格在2009年第一季度是32美元一桶,但今年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已经122美元了,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已经113美元每桶了。

  2002年到2008年上半年,前半段石油基本上没涨,一直到2005年,油价才加速,然后到2007年下半年油价一下子涨上来了。这里面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如货币方面是美元印刷发行太多,美元纸币在全球泛滥;需求方面是中国和印度的汽车普及,石油消费量增加;供给方面是日本地震、利比亚战乱等造成短期石油产量增长减速;等等。

  本轮经济上升期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比国内厉害。但由于我们进口多,所以这次的传导比上一次更快。原材料涨价了,购买消费品和企业的投入品价格受输入性的影响,涨得很快。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这次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不仅是大宗商品本身的需求增加带来的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大宗商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本身是超历史投放的。

  美元投放量大,会带来美元贬值性通货膨胀的全球泛滥。消化这个因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尤其是对农产品和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大量买进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因此输入性通胀和物价上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从企业的角度讲,国内资源品的税费增加。尽管对短期的影响边际量不大,但是它会持续影响。企业的总成本增加,这种成本要素涨价带来的物价上涨,不是限价措施能解决的。

  这次物价上涨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政府的原因,是多因素造成物价总水平上涨。市场原因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农产品周期、外部输入等,政府原因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提高电价、油价和其他公共品价格等,因此单一政策很难奏效,政府调控也要选择时机,控制幅度。在目前价格上涨的市场力量很强的情况下,政府提价的措施应当推迟出台,等一等,让一让,不要和市场挤,不要火上浇油。

  长期来看中国没有高通胀

  《财经国家周刊》:长期来看,中国CPI上涨有什么趋势?

  陈东琪:估计这次CPI上涨会比上一轮经济上升期即2002~2008年的上升期幅度要高。

  上世纪80年代的CPI平均上涨7.7%,90年代是7.8%,但是这些都是短缺经济时代的数字,最高的时候达到两位数——24%,当时是把计划定价变成市场定价,所有的商品供给短缺,所以导致了平均价格水平7%、8%甚至百分之二十几。

  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物价总水平上涨平均不足2%。从短缺时期进入到结构性需求不足——当然不完全是有效需求不足,使价格上涨的长期压力变小,才出现CPI上涨长期均衡水平不到2%。

  《财经国家周刊》:对今年经济形势以及价格走势的判断是什么?

  陈东琪:历史经验显示,只要GDP增长速度在10%以下,CPI就可以稳定在5%以下。今年GDP增长可能在9.5%左右,CPI上涨率不会高于5%,尽管可能若干月份超过5%。分月份季度看,二季度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上、下半年表现为“前5后4”,全年在4.5%或略高一点。大家主观上希望物价总水平低一些,但客观因素力量很强。

  长期看,未来10年,特别是“十二五”时期,CPI涨幅预计比上一个十年高,平均在3%到5%之间,不是高通胀,而是一个中性通货膨胀,总体上可控,也基本可接受。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下半年CPI会出现收敛趋势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大宗商品比我们预期涨得快。短期因素促使5、6月份不会很快下来。长期来说,现在还不确定夏粮是不是丰收。如果减产了,投机者、消费者也会增加购买,增加囤积,推高价格。

  5月份价格下来很难,但下半年会收敛。美国6月份完成QE2的定量宽松任务后可能会启动加息周期,4月7日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一般来说,欧洲加息后美国也会逐步加息。如果定量宽松政策到期后,美联储下半年加息,CRB指数(美国商品调查局依据世界市场上22种的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可能出现高位震荡,对我国资源价格的传导效应短期减弱,使我国物价总水平短期收敛。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全球化等,加大了资源品使用的有效性,信息化调节了国际供求关系、进出口,加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对长期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的约束,降低长期高通胀预期。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趋向减速,这也会抑制长期高通胀倾向。对中国来说,通胀是一个短期危险。但只要政策取向合理,措施操作得当,可以防范短期高通胀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针对当前通胀形势,国家应把握怎样的宏观调控思路?

  陈东琪:稳增长、调政策、保基本、稳市场。总体上增加供给,合理调控需求,把握好度。

  要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增加储备,适当增加进口,通过财税政策支持,降低进口成本,适当增加稀缺紧张产品的进口。即使是房地产,也要既控制投机和投资需求,又要增加有效供给,特别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调控工具的使用上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东琪:关键是管好货币。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政策。

  数量调控要有度,央行报告透露存准率的上限是23%,我认为不能超过22%,商业银行还需要一定的流动性。下一步,存款准备金率使用空间已经很小,下一步最好控制在21%左右,无限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仅会大幅度提高央行调控成本,也会不合理地限制商业银行正常流动性,抑制经济持续增长,更会造成资金数量配置双轨化和利率的双轨化,严重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宏观调控要有长短结合的视野,要把“控短期物价”和“稳中期增长”结合起来,不要因为控物价而放弃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的情况下,用数量办法限制信贷数量的结果是造成体系内和体系外的数量失衡,造成利率双轨化。直接损害的是中小企业,他们不得不从利率很高的灰色市场获取资金,代价很大。

  下一步应该减少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适当加大利率工具的使用,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控制货币需求最有效,也最公平。也可以给老百姓一个负利率减少的预期,他们会理性地多一点储蓄。

  另外一个工具是汇率,我不主张人民币快速升值。全年不要升太高,3%左右最好,最高不要超过年率5个百分点。汇率升值太高,以后会出现贬值。大升以后大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受到影响,人民币稳定的预期就会受到挫伤。

  人民币升值应坚持“三性”:主权性、渐进性、可控性。尤其是渐进性不要放弃。汇率到了5以后,企业压力会很大,市场风险也很大。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为6.5左右,即使以5为目标,我们要将这1.5个百分点用几年时间来消化,让企业转型升级有一个适应过程。

  最近又有人主张汇率升值要一步到位。我仍然主张渐进,主张稳中求进。汇率升值一次到位风险很大,一是你并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二是大升后必然大贬,三是大升必然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四是大升必然推动短期高通胀。渐进性比大起大落的成本要低,也有利于人民币稳定声誉提高,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先决条件是贬值和升值不能大起大落,长期币制要基本稳定。

  再一个是金融创新,加快利率市场和直接融资,加快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加快新三板开通、国际板的建立等。还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华尔街危机不是中国的错,中国金融不是创新和发展过度,而是创新发展不足。

  《财经国家周刊》: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价格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东琪:下一步财政政策“积极”的着力点,一是增加财政补贴,主要是对创新企业、养老金、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口、高端技术出口、战略性资源的进口进行补贴。

  二是进行结构性减税,尽快较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这是普惠。让富人多交一点税,中低收入者少交一点税。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扩大消费首先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现在政府收税较多,40万亿元GDP中,政府收了10万亿左右。政府有能力减税,支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支持居民扩大消费,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中国以及国际经济形势今年的判断是什么?

  陈东琪:总的来说,今年经济增长和物价都不会出现大问题。预计GDP增涨9.5%左右,CPI上涨4.5%左右。

  国际环境去年是双速复苏,今年转入均衡增长。发达国家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特别是美国可能会好一些。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今年会减速。

  今年中国经济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但还是要防范。就算今年CPI月度涨幅可能出现6%,但政策会慢慢见效,不会出现问题。物价上涨,要控制,但不要恐惧,不要以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相比起来,对失业的担忧更多。对社会稳定来说,物价稳定很重要,但控制失业更重要。现在我们要居安思危,居物价思失业。思经济下滑带来失业的危险。物价和就业,两个都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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