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成因趋复杂 劳动力价格上涨成新推手

　　“居物价思失业”

　　价上涨，要控制，但不要恐惧，不要以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老百姓对物价和对失业的担忧，相比起来，对失业的担忧更多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孙莹 实习记者 张艺馨

　　3月份同比上涨5.4%，创下了32个月以来新高，PPI同比上涨7.3%。一季度CPI和PPI两项指标都处于较高水平。在目前CPI、PPI数据与今年目标值相距较大的情况下，严峻

　　此轮物价全面、快速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经济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政府又该采取哪些措施？中国经济的通胀承受力到底有多大？围绕上述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此轮物价上涨具有必然性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上涨？

　　陈东琪：一般来讲，在经济复苏回升时期，价格是上涨的，特别是对经济快速发展、加速转型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物价上涨速度快的特点比较明显。

　　从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出口导向减弱，扩大内需程度增加，城市化速度加快，消费需求增多。同时全球经济对中国未来发展预期提高，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加上劳动力工资增加，企业成本提高，也促使价格上涨。

　　所以，物价上涨在今明两年有明显的必然性。

　　经济上升期，总体来说，物价是上升的。不能要求经济回升、收入增长、就业增加，却没有物价的上涨。

　　由于经济上升期有需求和供给的增加，同时需求的增加会略微领先于供给的增加。而且在经济的衰退期和复苏的初期，货币投放是较多的，也会以滞后的方式带来物价上涨。所以经济上升期的物价上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财经国家周刊》：经济增长和物价的这种相关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陈东琪：这一轮经济增长从2009年上半年触底回升，年度复苏从2010年开始。物价在2009年的10月份以前是负增长，11月份开始转入正增长。CPI从2010年5月份开始加快上升，今年3月份增长达到5.4%。

　　一般来说，当GDP见顶回落，两到三个季度后会出现CPI的回落。GDP见顶与物价上涨有一个时间差。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GDP增长见底在2009年一季度，CPI见底在2009年三季度。最近一次GDP见顶在2010年一季度，之后高位降温，最近三个季度在9.5%左右。从历史趋势看，近期物价上涨高位回落可能在今年二、三季度。当然是否如期出现这个情景，还要看宏观调控政策对各种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情况。

　　来得快、幅度大、频率高

　　《财经国家周刊》：此轮物价上涨与以往相比有什么特点？

　　陈东琪：这次的价格上涨从月度季度的表现看，比上一轮经济上升期的价格上涨来的要快、幅度大、频度高。

　　上一轮的物价在“非典”以前是很低的，当时还为通货紧缩担忧。“非典”是一个分界线，2003年三季度，经济开始好转，物价开始上升，特别是2006、2007年，物价才加速上涨。一直到2008年2月的CPI增幅达到8.7%。2007年二季度GDP达到最高，而物价在2008年2月达到最高，也就是GDP见顶和物价见顶一般有2到3个季度的时差。

　　经济上升期的物价上涨一般是从农产品开始，然后进入到工业品，再进入到服务品价格。这次价格上涨的传导时间很短。由局部到全面，由农产品到非农产品，由商品到服务价格这个节奏很快。虽然涨价有先后顺序，但是相隔时间很短。

　　《财经国家周刊》：此轮价格上涨来的快、幅度大、频度高的表现是什么？

　　陈东琪：从消费品来说，国内涨的多。从综合物价来说，CPI后阶段涨的更快。石油价格在2009年第一季度是32美元一桶，但今年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已经122美元了，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已经113美元每桶了。

　　2002年到2008年上半年，前半段石油基本上没涨，一直到2005年，油价才加速，然后到2007年下半年油价一下子涨上来了。这里面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如货币方面是美元印刷发行太多，美元纸币在全球泛滥；需求方面是中国和印度的汽车普及，石油消费量增加；供给方面是日本地震、利比亚战乱等造成短期石油产量增长减速；等等。

　　本轮经济上升期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比国内厉害。但由于我们进口多，所以这次的传导比上一次更快。原材料涨价了，购买消费品和企业的投入品价格受输入性的影响，涨得很快。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这次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不仅是大宗商品本身的需求增加带来的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大宗商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本身是超历史投放的。

　　美元投放量大，会带来美元贬值性通货膨胀的全球泛滥。消化这个因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尤其是对农产品和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大量买进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因此输入性通胀和物价上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从企业的角度讲，国内资源品的税费增加。尽管对短期的影响边际量不大，但是它会持续影响。企业的总成本增加，这种成本要素涨价带来的物价上涨，不是限价措施能解决的。

　　这次物价上涨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政府的原因，是多因素造成物价总水平上涨。市场原因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农产品周期、外部输入等，政府原因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提高电价、油价和其他公共品价格等，因此单一政策很难奏效，政府调控也要选择时机，控制幅度。在目前价格上涨的市场力量很强的情况下，政府提价的措施应当推迟出台，等一等，让一让，不要和市场挤，不要火上浇油。

　　长期来看中国没有高通胀

　　《财经国家周刊》：长期来看，中国CPI上涨有什么趋势？

　　陈东琪：估计这次CPI上涨会比上一轮经济上升期即2002~2008年的上升期幅度要高。

　　上世纪80年代的CPI平均上涨7.7%，90年代是7.8%，但是这些都是短缺经济时代的数字，最高的时候达到两位数——24%，当时是把计划定价变成市场定价，所有的商品供给短缺，所以导致了平均价格水平7%、8%甚至百分之二十几。

　　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物价总水平上涨平均不足2%。从短缺时期进入到结构性需求不足——当然不完全是有效需求不足，使价格上涨的长期压力变小，才出现CPI上涨长期均衡水平不到2%。

　　《财经国家周刊》：对今年经济形势以及价格走势的判断是什么？

　　陈东琪：历史经验显示，只要GDP增长速度在10%以下，CPI就可以稳定在5%以下。今年GDP增长可能在9.5%左右，CPI上涨率不会高于5%，尽管可能若干月份超过5%。分月份季度看，二季度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上、下半年表现为“前5后4”，全年在4.5%或略高一点。大家主观上希望物价总水平低一些，但客观因素力量很强。

　　长期看，未来10年，特别是“十二五”时期，CPI涨幅预计比上一个十年高，平均在3%到5%之间，不是高通胀，而是一个中性通货膨胀，总体上可控，也基本可接受。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下半年CPI会出现收敛趋势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大宗商品比我们预期涨得快。短期因素促使5、6月份不会很快下来。长期来说，现在还不确定夏粮是不是丰收。如果减产了，投机者、消费者也会增加购买，增加囤积，推高价格。

　　5月份价格下来很难，但下半年会收敛。美国6月份完成QE2的定量宽松任务后可能会启动加息周期，4月7日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一般来说，欧洲加息后美国也会逐步加息。如果定量宽松政策到期后，美联储下半年加息，CRB指数(美国商品调查局依据世界市场上22种的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可能出现高位震荡，对我国资源价格的传导效应短期减弱，使我国物价总水平短期收敛。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全球化等，加大了资源品使用的有效性，信息化调节了国际供求关系、进出口，加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对长期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的约束，降低长期高通胀预期。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趋向减速，这也会抑制长期高通胀倾向。对中国来说，通胀是一个短期危险。但只要政策取向合理，措施操作得当，可以防范短期高通胀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针对当前通胀形势，国家应把握怎样的宏观调控思路？

　　陈东琪：稳增长、调政策、保基本、稳市场。总体上增加供给，合理调控需求，把握好度。

　　要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增加储备，适当增加进口，通过财税政策支持，降低进口成本，适当增加稀缺紧张产品的进口。即使是房地产，也要既控制投机和投资需求，又要增加有效供给，特别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调控工具的使用上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东琪：关键是管好货币。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政策。

　　数量调控要有度，央行报告透露存准率的上限是23%，我认为不能超过22%，商业银行还需要一定的流动性。下一步，存款准备金率使用空间已经很小，下一步最好控制在21%左右，无限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仅会大幅度提高央行调控成本，也会不合理地限制商业银行正常流动性，抑制经济持续增长，更会造成资金数量配置双轨化和利率的双轨化，严重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宏观调控要有长短结合的视野，要把“控短期物价”和“稳中期增长”结合起来，不要因为控物价而放弃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的情况下，用数量办法限制信贷数量的结果是造成体系内和体系外的数量失衡，造成利率双轨化。直接损害的是中小企业，他们不得不从利率很高的灰色市场获取资金，代价很大。

　　下一步应该减少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适当加大利率工具的使用，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控制货币需求最有效，也最公平。也可以给老百姓一个负利率减少的预期，他们会理性地多一点储蓄。

　　另外一个工具是汇率，我不主张人民币快速升值。全年不要升太高，3%左右最好，最高不要超过年率5个百分点。汇率升值太高，以后会出现贬值。大升以后大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受到影响，人民币稳定的预期就会受到挫伤。

　　人民币升值应坚持“三性”：主权性、渐进性、可控性。尤其是渐进性不要放弃。汇率到了5以后，企业压力会很大，市场风险也很大。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为6.5左右，即使以5为目标，我们要将这1.5个百分点用几年时间来消化，让企业转型升级有一个适应过程。

　　最近又有人主张汇率升值要一步到位。我仍然主张渐进，主张稳中求进。汇率升值一次到位风险很大，一是你并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二是大升后必然大贬，三是大升必然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四是大升必然推动短期高通胀。渐进性比大起大落的成本要低，也有利于人民币稳定声誉提高，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先决条件是贬值和升值不能大起大落，长期币制要基本稳定。

　　再一个是金融创新，加快利率市场和直接融资，加快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加快新三板开通、国际板的建立等。还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华尔街危机不是中国的错，中国金融不是创新和发展过度，而是创新发展不足。

　　《财经国家周刊》：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价格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东琪：下一步财政政策“积极”的着力点，一是增加财政补贴，主要是对创新企业、养老金、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口、高端技术出口、战略性资源的进口进行补贴。

　　二是进行结构性减税，尽快较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这是普惠。让富人多交一点税，中低收入者少交一点税。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扩大消费首先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现在政府收税较多，40万亿元GDP中，政府收了10万亿左右。政府有能力减税，支持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支持居民扩大消费，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中国以及国际经济形势今年的判断是什么？

　　陈东琪：总的来说，今年经济增长和物价都不会出现大问题。预计GDP增涨9.5%左右，CPI上涨4.5%左右。

　　国际环境去年是双速复苏，今年转入均衡增长。发达国家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特别是美国可能会好一些。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今年会减速。

　　今年中国经济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但还是要防范。就算今年CPI月度涨幅可能出现6%，但政策会慢慢见效，不会出现问题。物价上涨，要控制，但不要恐惧，不要以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代价。相比起来，对失业的担忧更多。对社会稳定来说，物价稳定很重要，但控制失业更重要。现在我们要居安思危，居物价思失业。思经济下滑带来失业的危险。物价和就业，两个都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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