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没有要命一条 包工头恶意欠薪监管尴尬

　　最近，党报热线接到了多起欠薪事件的投诉。在党报热线的协助下，有两件讨薪事件都在近期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党报热线的帮助，60多岁的董庆富老人3年的讨薪之路是否还要持续下去？河南农民工们是否也要重蹈老人漫漫的讨薪征程？尽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无从知晓，但至少这两个疑问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在现行的包工制度下，谁来监管“包工头”们？谁又来保障农民工等相对弱势群体的切身

　　事件一：“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一位河南农民工日前到党报热线投诉，他们18人今年3月份从河南来到位于莱西市的牛溪埠镇的白鹭湖度假区的建筑工地干活，一直是跟着一个姓毕的老板干，当初毕某向他们承诺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到如今都两个月了，他也没给他们发过全额的工资，只给他们发点生活费，由于生活费非常少，根本就不够用。他们为此多次找毕某协商，但他就是拒绝给他们工钱，不但不给，还说：“就是没有钱，你们愿意告就去告我吧、要命一条！”他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要工资不给，回家没有路费，在当地也没有亲朋可以帮助，想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血汗钱，又没有钱请律师，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了党报热线。

　　事件二：千元工钱竟然拖了3年！

　　60多岁的退休老工人董庆富不久前到党报热线反映，说他和另外一位老人的工钱被一个刘姓项目经理拖欠了3年之久，希望能够帮其讨回。2008年6月，青岛某仪表公司项目经理刘某与两位老人协议，雇佣他俩在李沧区青峰路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工程的工地上干活，工期一个月。当时刘某承诺给他俩每人每天45元工钱。但活儿干完后，对方承诺的工钱却一直没有发放。2008年底，两位老人找到刘某索要工钱，可对方却以工程还没全干完为由，不给结账。由于多次向刘某讨要工钱不果，2009年，他们只好找到刘某所在的仪表公司要个说法，当时一位姓王的经理让他们把工作牌和身份证等复印件交给公司，并承诺说如果刘某不给钱的话，公司也会给，让他们回去等消息。可是此后他们多次找当事人和公司交涉，对方都敷衍了事，拒绝给钱。董庆富无奈地告诉记者：“为了这1300元钱，我们已经讨要了3年，都快绝望了，这些钱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却是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希望党报热线能帮助我。”

　　记者手记

　　在党报热线的协助下，董庆富老人前不久终于拿回了本属于他的1300元钱，河南18名农民工也在4月22日拿到了2.5万元工钱。这两件讨薪事件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但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个辛苦劳作后的农民工，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顺利地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也许更多的法律界人士会说，如果遭遇欠薪，这些民工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首先是要他们与包工头们签定过一纸可以用来打官司的合同。不可否认，完备详尽的用工合同是保障雇佣工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但实际的情况是，一旦遭遇到恶意欠薪，这些本来就囊中羞涩的被雇佣者，即使有一纸合同的保护，其寻找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成本也实在高到让人不忍：先不说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单单是为讨要薪水而付出的情绪成本也让人心酸。董庆富老人为了区区1300元钱花费了整整3年之久这一事实，可见民工单凭一己之力的讨薪之难。因此，我们再次追问，除了合同之外，政府相关部门是否该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让他们在遭遇欠薪之时也能顺利拿到工钱？

　　“建设单位应建立一套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不直接将工资发给包工头，如此就可以有效遏制这种拖欠现象。”这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社会学者的心声。显然，“掐住”包工头的钱口袋是个避免恶意欠薪的好办法，具体做法是：包工头按工程中标价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由建设单位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督使用，一旦包工头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时，可由建设单位从工资保证金中先划支，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发放。当然，这一制度的实行绝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整个主管部门的介入和作为。但是，至少这一思路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未来避免恶意欠薪的希望之光。(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