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丹麦,中国民众此前了解最多的是安徒生童话;而如今,丹麦国民的综合幸福指数又让中国民众羡慕不已。盖洛普7月份公布的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显示,2005年至2009年期间,在全球155个被调查国家中,丹麦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当选为最幸福国家。 丹麦国民综合幸福指数当然与“世界第一清廉国”的美誉分不开。国家清廉,国民才会幸福。日前,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向记者介绍了丹麦的 关于如何遏制官员腐败,我们常常谈论的是制度建设的问题,鲜有文化力量的涉及。可以理解这样的思考逻辑,如果刚性的制度都不足以约束官员的腐败,软性的文化又如何能遏制腐败呢?然而,任何制度执行的总是人,不同文化背景下即便采用同一制度,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讲究人情关系,人情文化的存在自然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刚性。由此,很多人会说,中国问题的治理不能仅仅着眼于制度建设,制度其实是很表层的东西,而文化是制度之母,唯有信奉制度的文化环境提高了,制度才能得以有效地贯彻。甚至也有一些学者表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官员腐败问题之外,不得不说,中国的社会文化确实有所“堕落”。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算是我们的社会美德,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展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一代的“傍傍族”出现了。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傍款、傍权、傍关系)。为什么会“傍”?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已经逐步呈现出“关系多了好走路”的倾向。而这样的“文化暗示”为什么会出现并被认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提供给年轻人以通过劳动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畅通的上升渠道,保障个人可以通过劳动或奋斗完成社会阶层的流动,而“傍傍族”们的崛起,恰恰反衬出了草根们靠劳动靠自己奋斗实现梦想的艰难。正是公民发展机会严重不均等的制度缺陷,导致了“傍傍族”兴起以及“傍”文化的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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