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由民间教育学术研究团队发布的调研报告,直指一些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部分内容失实,其中包括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等内容。
专家认为,这说明教材的编写者们是想借名篇名著,把自己的观点、想法加进去,并将其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领会、记忆,而至于名篇名著是否有这种观点、想法,却并不考虑。主题先行的教材编写,无助于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也有碍于学生的自由表达。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关于语文教材的风波此起彼伏,其中原因在于,学校、教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只要行政部门认可、授权编写与选定教材,教材编写者就可以随意发挥 本报记者任雪 本报实习生蒋新军 近日,一些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被曝部分内容失实,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了解,对小学语文教材部分内容失实的质疑,源于一份报告——民间教育学术研究团队发布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在这份研究报告里,调研人员分别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3个版本教材——北京师范大学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里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估,其中人教版《日记两则》、苏教版《乌鸦反哺》、北师大版的《小狮子》等多篇文章被评为最低分负5分。 语文教材引发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今年6月的中学语文教材争议之声犹在耳边,小学语文教材又成为被争议、被诟病的对象。透视不断掀起波澜的教材之争,业内人士再次呼吁,目前的教材编写体制亟待改革。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小学教材的编写缺乏竞争,学校、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缺乏自由的选择权,这是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教材被指缺乏儿童视角 《法制日报》记者查阅了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其中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在综合评估中是最低分负5分。这篇文章主要是讲一个小男孩非常喜欢玩具柜台里的一个玩具,但是因为家庭贫困而主动说不买了,拉着妈妈离开。 报告分析说,文章所塑造的人物,其“高尚”品质带有中国式的“克己复礼”的色彩,可以用“少年的老年化”一词来概括；课文呈现出来的一种成年人的自以为是,一种对孩童的观念的强加,实际上是对儿童主体地位的无视；即便仅从文学表达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篇失败的文章,因为,即使课文讲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但作者拙劣的写作安排,使得一切都变得虚假而不可信。 “这是一个很忧伤的小孩子,内心承受了一大块缺失,我见犹怜,人物塑造过于成人化了。”调研团队的成员蔡朝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悲凉不在于这个孩子的失落,而在于故事里的成年人眼中没有儿童。 据记者了解,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妈妈的爱》也因缺乏儿童视角而被批评。 调研报告认为,《汉语拼音儿歌》里有“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这些描述被指“处处是教育与禁止”而受到批评。《流动的画》里的“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妈妈的爱》里的“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些被认为是枯燥的说教,不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这实际上是我国语文教育中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概括起来,就是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扼杀学生的个性,同时助长说谎教育。”熊丙奇说,主题先行的教材编写、课堂教学、阅读理解和作文训练,无助于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也有碍于学生的自由表达。 改编名篇被疑“夹带私货” 除了对教材内容漠视儿童视野的质疑,引起社会极大反响的还有小学语文教材中内容失实的问题。报告显示,小学语文教材中《乌鸦反哺》这篇文章涉及失实。“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乌鸦没有这种习性。可是,这篇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方式讲述反哺的故事。这要教给孩子们什么东西呢?”调研报告中写道。 此外,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也被指严重失实,还有一些经典名著经分析也存在改动过的痕迹。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姚颖认为,涉及到名人事迹的内容可以推敲一下编写方式:如果只是想编一个故事来教育孩子的话,倒是可以回避这些历史名人,因为他们的故事是有记载的,证据确凿,故事的主角完全可以虚拟化。 面对指责,有教材编写者回应说,确实会结合学生接受能力和文章的特点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对于这样的回应,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家长,我不能满意。”蔡朝阳说,这种回应是一种灌输式思维的体现,他觉得写得好又适合小孩子读的文章很多,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些需要改动的“好”文章呢?改与不改应当如何权衡,这不应该由一个或者几个被赋予行政权力的人来决定。 跟蔡朝阳持相同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一些家长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那天我看了看儿子的语文课本,发现里面的内容充满了教条主义。”一名北京小学生的家长说。 熊丙奇认为,小学教材里面的修改和失实其实是一直以来的语文教学法争议的延伸,“这样的改编,就离开根据时代发展进行必要修改的本意了。不但伤害了原著,而且也进一步背离了语文教育的本质”。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在编写时一般都会注明“本文入选教材时有改动”。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语文教材选用的巴金的名篇《鸟的天堂》中,大量词句被修改,描写榕树的量词由原文的“棵”改为“株”。记者在课文后“句子摘抄”的课后作业中看到,被编者改动过的“一株”、“树干的数目不可计数”正在摘抄之列,是学生进行体会的重点。 “这说明教材的编写者们是想借名篇名著,把自己的观点、想法加进去,并将其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领会、记忆,而至于名篇名著是否有这种观点、想法,却并不考虑。”熊丙奇说,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改编者“夹带私货”的用意。 教材选择话语权缺失 调研报告中还以得分最低的课文之一《两则日记》为例,分析文中“妈妈明明知道我喜欢那条裙子,却不给我买,妈妈真小气”的思维方式:“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妈妈是肯定能觉察到女儿喜欢的东西的,但是她的理解浮在一个表层,她不从关心和爱出发去判断妈妈会给她买那条裙子。”报告认为,“课文所携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对事物判断的逻辑,会引导阅读课文的孩子进行相类似的思想,不管编者的本意要铺呈的是多美好或者粘附有意义的语境,课文的判断性思维总是会以比较迅即的方式入住孩子们的思想里”。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出版编辑这一块,包括两个原因,一个是经验,一个是态度。就我目前所知,有些小学教材的编辑并不是科班出身,经验不足,而年轻的编辑是需要有资历的老编辑来审核的。”姚颖说,从目前来看,课本里出现一些刻意灌输的意识、理念和思想很难避免。 “教材的原则应该要尊重儿童的天性,尊重他们的欣赏和审美的趣味。此外还应当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毕竟教材承担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如果出现一些不太符合事实、不太科学的内容是不可取的。”姚颖说。 蔡朝阳对记者说,小学语文教材里的这些问题跟教材编写者的水平有关,这其实也跟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教材编写的行政化等因素分不开。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中学语文教师表示,目前语文教材的编写离教师有距离,征求意见也是对一些级别比较高的教师,决定内容的是专家、大学教授、语言学家、出版社等为主,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缺乏儿童视角、教材内容某些主观意识过浓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楯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教材的编写应该交给教师。国家应该就教材的范围、难度、要达到的目标等课程标准有立法性质的规定。不同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同,然后依据每门课的课程标准做大纲、编教材。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争论的时候,多数人反对的就不予以采用。” 近年来,语文教材的风波此起彼伏,其中原因究竟在哪里?熊丙奇直言不讳的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学校、教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只要行政部门认可、授权编写与选定教材,教材编写者就可以随意发挥。 “教材的编写质量需要回到只有竞争才能促进质量的常识上来。”熊丙奇还提出,教材使用者的选择权也是教育改革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如若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大纲的范围内,有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利,教材编写者就会考虑‘市场反应’。在中小学教材的选择上,合理的机制应该是由学校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按照本校的办学特点,共同参与选择适合学生的教材,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指定。” 熊丙奇进一步分析说,教材的行政机构指定,不但有着权力寻租的可能,容易造成教材的垄断,而且也不利于学校自主办学、形成学校办学的个性与特色。 “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转变教育价值观,同时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让基础教育重视公民教育,与此同时,给所有学生以个性发展的空间。”熊丙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