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村民贾文背后的3个自然村已被拆除。他曾因和政府协商补偿,于去年被以敲诈罪起诉,现被取保候审。 本报记者 刘刚 摄
张家口榆树沟管理处的部分村民,他们的房屋3年前被拆迁至今未领到补偿款。 7村民“敲诈政府”背后拆迁乱局 河北张家口有7名村民被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们被指控,组织村民假上访,以此施压政府,“多领”拆迁补偿款。9月30日,他们被取保候审。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含义深刻的“敲诈”案。 2007年,张家口塞北管理区招商兴建奶牛养殖基地,需要拆迁农户。村民不满评估后的补偿价,要求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房屋补偿。 为了在限期内完成任务,拆迁小组组长马江和村民逐一协商补偿,最终支付的补偿钱款超出预算500多万元,但仍无法付清承诺的补偿款。最后村民上访,马江被调查,并以“滥用职权罪”获刑。而且其中率先和马江协商补偿的村民也被刑事起诉。专家认为,即便是过度维权,也不能简单以敲诈罪定性。 9月30日,国庆的前一天,贾文走出张家口看守所。这天距离他从床上被带走,过去了10个月零1天。 贾文是河北张家口塞北管理区的奶牛养殖散户。2009年11月29日,他和村里的另6名奶牛养殖户被警方带走。 随后,他们7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沽源县检方批捕。检方指控,贾文7人于2009年10月中旬,组织村民假上访,给政府施压,“多领”60余万元补偿款。 今年1月22日,7人在河北崇礼县法院受审。 8个月后,贾文等人得知,他们被取保候审。 贾文认为自己冤枉。他说,当初塞北管理区政府进行拆迁,给予的补偿款太低,协商后,管理区政府同意增加补偿款。而如今在起诉书中,这些钱款则变成了贾文的“不当得利”。 “乱到不可收拾” 3年前的拆迁,有村民至今未获补偿,有村民则获“超额”补偿,拆迁负责人被举报后获刑 这宗扑朔迷离的案情,源于3年前的一个拆迁项目。塞北管理区管委办副主任宋帝铭介绍说,“当时的拆迁程序几乎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时,管理区政府引进一个现代牧业企业,欲建立一个数千亩的奶牛养殖基地。其中的二期工程需要征地,涉及管理区下辖的榆树沟管理处内114户村民。 村民的房屋很快被推平,而在两年后的2009年,仍有60余户村民没领到拆迁补偿款。2009年8月,他们向张家口市信访局反映问题。 村民列出拆迁5大乱象:1、拆迁不张贴公告;2、欺骗群众签订空白补偿协议;3、资金不到位哄骗群众搬迁;4、管理区领导在群众搬迁后反悔承诺的补偿条件;5、故意推托拒付补偿费导致群众流离失所。 张家口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在114户村民中,已有贾文等41户村民领到补偿款,且补偿款高于评估价。 宋帝铭说,这些已经领取拆迁款的村民,少的超过评估价数千元,多的超过10余万元,是评估价的2~3倍。以被诉的村民贾文为例,评估价3.1万元,实际拿了补偿款16万元。 据此后的《榆树沟管理处拆迁遗留问题处置结果公示表》显示,除了贾文在内的7户村民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起诉,另有桑文龙等5户村民被民事起诉,起诉理由是“不当得利”和“捏造协议冒领拆迁补偿款”。 对于另29户已领到补偿款的村民,宋帝铭说,管理区将视判决结果,陆续对他们提起民事诉讼。 2009年11月29日,就在贾文7人被带走当天,塞北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马江也被带走调查。 马江在拆迁领导小组任组长。同他一起被调查的还有,拆迁办主任田玉春,他是塞北管理区建设局局长,以及负责具体拆迁工作的榆树沟管理处书记兼处长王清海等人。 宋帝铭说,调查发现,拆迁组主要负责人滥用职权,没向领导请示,擅自决定答应贾文等村民的要求,拆迁费用超预算,项目整体评估价总共578万元,而实际支付的补偿款为1100余万元,还不包括尚未兑现的口头承诺。 今年5月,马江因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王清海被判刑一年缓刑两年;田玉春被行政撤职。 他们只是炮灰 知情者透露拆迁背景,小县城招商大企业后,不谙拆迁工作的干部被推上拆迁岗位 马江,47岁。10月14日,记者电话联系到他。他说,自己身背刑期,无论如何辩解,都是一个“罪人”。 电话中,马江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是沽源牧场出生的。”“我没有拿过沽源牧场任何人一分钱。” 塞北管理区前身是河北省国营沽源牧场,总人口有24000多人。马江、王清海和贾文都曾是沽源牧场职工。 2003年,沽源牧场改制成塞北管理区,成为张家口市的一个县级行政单位。马江出任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工业。原是牧场基层干部的王清海,任管理区下辖的榆树沟管理处书记兼处长。 而贾文则成为了当地的“奶牛养殖散户”。 马江他们的命运再次被改变是在2005年,一家奶业企业计划在当地投资11.46亿元,兴建奶牛养殖基地。 这个项目成为管理区招商引资的重头。河北媒体报道,“塞北管理区主要领导范亚平满怀诚意与希望,多次积极、主动地上门商谈。” 河北省省领导曾指示,要将塞北这个万头奶牛现代化养殖基地项目列入2006年省级农业产业化“111”工程项目,该项目成为全省农业领域的标志性工程。 张家口的主要领导还曾带队,到塞北管理区,召开项目现场办公会,要求全力抓好项目的实施。 从现在来看,该项目确实迅速带动管理区的经济发展。 管理区财政收入70%~80%来自于这个已部分投产的养殖基地。以2009年为例,塞北管理区全区财政收入4200余万元,其中3000余万元来自该养殖基地项目。而这一贡献还在增长,保守估计,今年截至10月,管理区财政收入已过9000万元,该项目对管理区财政的贡献已超过7000万元。 而在改制当年,管理区的财政收入只有300万元。 一位参与当时拆迁的政府人员说,基层政府付出了“血的代价”,给企业换来一块项目用地。 据他介绍,马江原是沽源牧场副场长,王清海原是牧场二分场场长,还曾是有一大堆荣誉在身的河北省劳模,他们根本不懂拆迁,“他们就是炮灰。” 仓促拆迁,限期3月 据介绍,拆迁中,评估公司只实地评估少数农户,其余则根据资料完成,造成许多漏项 塞北奶牛基地项目一期工程进展顺利,因为拆迁的只是坟地。2007年4月,项目二期工程将要开工,此时,情况开始变得复杂,因为拆迁涉及村民农户。 当时拆迁范围是,榆树沟管理处辖区内的3个自然村:大榆树沟、前新房、后新房。 贾文是大榆树沟村人,他家的祖宅将被拆迁。那是一栋三间砖土混合的平房。房屋已空置多年,玻璃被小孩砸了。贾文听说要拆迁,去换好了玻璃,以指望补偿价格高些。 那次拆迁被认为是仓促而紧迫的。 一位参与拆迁的政府人员说,拆迁前的工作准备不足。要拆迁的时候,才找到管理处。此前,既没有商量,也不事先通知,更不要说什么培训了。 而规定的拆迁期限为3个月,从2007年6月9日到2007年9月8日。榆树沟管理处公布的拆迁方案共4页,上面没有具体的拆迁补偿标准,也没有村民的生活安置方法。 拆迁前,评估公司来村民房屋评估。评估公司是张家口市房管局下设的张家口垣天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 据知情人介绍,评估公司也没有对每户都进行评估,只是上门实地评估了几户村民,绝大部分是按照此前管理处调查摸底材料做评估。
张家口村民贾文拿着逮捕通知书,他因涉嫌“敲诈政府”被抓。 该知情人说,那份材料形成于拆迁前几年,因此造成很多漏项,比如,村民建了新房,但评估报告上没有,这为拆迁带来阻力,也是增加补偿款项的一个因素。 贾文那三间经过维修的土房,被估价1.7万元,加上其他补助总共可补偿3.1万余元。 据当地村民说,若新盖一间房需花2万元,三间房则要花6万元。 贾文对补偿款不满意,认为那点钱根本无法再盖新房。他说,更让村民不满的是,拆迁问题还没解决,施工队就已进了村庄。 2007年7月的一天,马江找到贾文,说,拆迁户在附近小区买房,享受11%优惠。 这天上午,马江开车,拉着贾文到小区看房。 “前后也就半个钟头,等我回到村里,房子已被推掉了。”贾文说,那时,双方并未签订任何拆迁协议,他也未拿到一分钱。 参与当时拆迁的干部告诉记者,当时拆除贾文房屋是因为发现其在新搭建房屋。贾文对此否认,称其只是在维修。 被策划的“假上访” 村民不满补偿打算上访;村民贾文称此举属于自发,司法调查则称贾文从中组织,以此要挟政府 看着进驻村里的施工队,村民的不满情绪在日益积蓄,当前新房村的村牌标志被施工队拆除后,不满的情绪找到了出口。 据崇礼县检方起诉书描述:2007年10月中旬,“现代牧业养殖基地”施工期间,拆除了前新房村村标,贾文等借此事纠集前新房村村民手持铁锹、木棍等物,闯入施工现场,阻止施工。 贾文并不否认上述经历,但他称,自己并未组织,均为村民自发。后来村民商议决定到张家口市政府反映问题。 而塞北管理区管委办副主任宋帝铭对当时的上访,则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叙述。 他说,据司法部门调查,村民在史桂军家签字后,贾文7人又开了一个小会,策划“假上访”——其中,贾文安排张录向马江报告,说村民要去上访;杨春国找班车;王国柱和冀国等组织村民上访,“为脱离干系,贾文当时并未到现场。” 对此,贾文予以否认。 2007年10月17日,村民聚集在前新房村委会,准备前去张家口。马江带人赶到,将班车拦下,与村民协商补偿款。 村民代表要求每户统一补偿20万元。他们参照距塞北50多公里的内蒙古多伦,当地拆迁每户村民补偿20万元。 拆迁办没有当场答复。 贾文说,次日,马江找他,希望他能动员几户村民带头搬迁,并保证,“当时马江还说,补偿的事找王清海,一切好商量。” 随后,贾文7人和拆迁办协商,最后商定每户得补偿款16万元。2008年五六月份,7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到位。 贾文不认为向政府多要了补偿款。虽然盖三间房只需6万多元,但因为拆迁,他不能再养奶牛。他认为政府应该安置他们今后的生活。 对于16万元补偿的决策,塞北管理区管委办副主任宋帝铭说,贾文等人向马江施压,必须给钱,否则就去上访,“马江未经请示,擅自拍板。拆迁工作也从最初的评估补偿,转变为随意承诺。” 拆迁缺资金,向村民借 知情人介绍,因财政收入少,马江向银行、向个体户,甚至向被拆迁村民借拆迁款 在宋帝铭看来,贾文7人以上访之名多要补偿款成功后,成了当地拆迁乱象的导火索。 其余村民也开始逐个协商拆迁事宜。 原本规定2007年9月须完成的拆迁项目,到2009年3月,还没有完成。 在拆迁快接近尾声时,出现了大量的口头协议。村民称,当时这现象非常普遍。拆迁之前,村民几乎所有的要求和条件,管理处统统答应,但全是口头上的。 44岁的吕明义,是最后搬出前新房村的两户村民之一。他有大房2间,生产房和牛舍共7间。后来王清海上门协商拆迁。“两次就谈成了。” 吕明义说,他的房屋评估价4.07万元,王清海承诺,补偿各项费用总共23.83万元,“但这只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协议。” 有村民说,当时还出现无房产评估报告、无房村民领到补偿款,有房村民领不到补偿款等乱象。 2009年5月10日,当地开始了最后一批拆迁。后新房村村民关艳丽的房子在那天被推倒。虽然拆迁小组承诺给她18.5万元,但在那天,她并未领到钱款。 拆迁小组原本承诺在2009年4月24日付清吕明义的23万余元补偿款,但那天,他只拿到了3万元。 当时一名参与拆迁的政府人员回忆说,拆迁办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拆迁资金,每次去管理区的财务拿钱,几乎没有一次性付完的例子。“甚至有人向上面领导反映,说没钱拆不了。领导回答,有钱还要你们拆?” 据该知情人介绍,当时塞北管理区的财政收入少,拆迁资金都得靠四处求借。他说,马江安排人员,以个人名义、甚至管理处的名义去借钱,向银行贷款、向管理区有能力的个体户借钱。 “最后拆迁人员甚至还会向被拆迁村民借钱。”这名知情者说。 吕明义的补偿款就被政府借去过。2009年4月,他刚领到3万元,就被拆迁人员借走1万元,用于支付给别的村民。 上述知情者说,若实在借不到,就给村民打欠条。最后拆迁工作在历时两年半后完成,“如果不借钱,不要说两年半,就是20年都拆不完。” 是否属于敲诈政府? 不满补偿的村民贾文被以敲诈罪起诉;专家认为不能把维权或过度维权简单定为“敲诈” 2009年5月,拆迁工作虽然结束,但只承诺给村民的补偿款则没有着落。 到了2009年8月,吕明义只获得补偿款3万元,剩下20余万元一直无法领到。8月23日,他和村民一起开始去张家口集体上访。 上访虽然引起张家口市政府的重视,但此后的处理方案则出乎吕明义的意料。 吕明义没想到马江、王清海会被撤职、判刑,也没想到贾文等村民会被刑事起诉,并且还有5名村民被民事起诉。 宋帝铭表示,民事起诉的决定,是塞北管理区管委会的集体决策。起诉的理由是,他们的“所得远远超过房屋本身的价值”。对其民事起诉,为了把不该给村民的钱通过法律渠道要回来。 吕明义说,他最不曾想到的是,塞北管理区表示,此前村民获得的承诺无效。补偿方案做了调整,每户村民在原有评估出来的补偿价上略有提高。 据吕明义介绍,若单按评估价计算,目前有80余万没有兑现。而现已支付41户村民的钱款又超过评估价124万。“管理区说,把这124万要回来,就可以补上80多万元的窟窿,多出来的40余万,再平均分给所有村民”。 记者向塞北管理区核实这一说法,宋帝铭和负责宣传的官员都拒绝回应。 除了补偿款,已被取保候审的贾文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罪名”是否成立。 贾文的代理人认为,敲诈罪不成立。他说,“贾文是房屋所有权人,有权提出补偿数额的要求,他要求增加补偿款的行为不违法。” 此外,代理人认为,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信访制度是老百姓申诉冤屈的重要去处和形式,“即便他们实施了上访行为,正常上访也是法律允许的,是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不可能对政府造成恐惧或害怕,更不可能使政府屈服这种压力而交出财物,因为政府掌有公共资源和国家公权力,完全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疏导群体上访事件,并非只有给钱这一种方法。” 律师尹富强也认为,不能把正常的维权,或者过度维权问题简单定性为“敲诈行为”。 眼下,贾文和吕明义被拆平的村庄上,塞北的这个现代牧场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一栋栋厂房正拔地而起。 吕明义不甘心,他还要继续上访讨说法。他说,“凭什么我的房子现在拆了,曾经的协议就不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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