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强拆”一词并不是刚刚出现,它却是最近人们议论最多的词汇之一。 今年9月10日上午,江西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3人被烧成重伤。正当人们认为宜黄事件会随着官员被问责告一段落,一份署名“慧昌”的宜黄官员的文章在网上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文中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这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 强拆,仅仅是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诸种矛盾问题之一。然而它引起的社会轰动,使得人们更加关注15日至18日在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将审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是“十二五”期间重要的政策考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拆” 一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我们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以拆迁为例,认为面对屡屡出现的极端事件和各种“坏消息”后,公众对于此类新闻的敏感度降低了。 文章指出,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我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直到2009年成都唐福珍“拆迁自焚”,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 然而这之后,强拆事件依然不绝。 宜黄官员为强拆进行辩解的文章遭到了批评。《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可以体谅地方干部在地方发展中面临的压力、遭受的误解和委屈。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强拆发展观”的理由。 这篇文章说,中央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衡量发展时,与某些地方干部所看重的工程项目、城市面貌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当权益的维护更为重要。后者不仅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动力。 看不见的“利剑” 很多学者以及评论家认为,诸如强拆等事关民生的问题,是一把随时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说:“拆迁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引发全国上上下下的关注,并成为引发社会、激发负面情绪的焦点之一,也是潜在社会风险之一。矛盾激化引发的极端事件虽然是个别事件,但是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普遍的、负面的。”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教授王忠武认为,社会的不公平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和ＧＤＰ增长无法掩盖现在我们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问题。”他说,“不公平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而两极分化正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也指出:“公众对‘坏消息’的免疫力越强,整个社会累积的崩溃风险也就越大。” 头等大事 事实上,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早已被中国党和政府认识到,过去五年里出台了多种措施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根据今年9月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国失业保险、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的水平和义务教育的普及率都大幅上升。 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研究雨雪冰冻灾情、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50多次会议,其中许多议题涉及经济、民生问题。 然而不少专家指出,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目标相比,中国的社会建设仍显薄弱,民生建设进程与民众的期望仍有一定距离。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尽管政府已经加大在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但仍显不足。据有关国际机构统计,中等收入国家在基本保障方面的平均财政支出大约占ＧＤＰ总量的10．3％,而中国的这一数值只有5．4％。 同时,他认为公共政策制定不够透明,干部考核体系往往更看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民生目标。 迟福林指出,虽然中国出台了《物权法》,但执行得并不理想。“很多执行上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制度化、法制化。”他说。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000898,股吧)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减少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类的指标,增加非经济指标比重。如可增加公共服务指标数量。 另外,他认为公民幸福指数（ＧＮＨ）应该被采纳。“幸福观就是科学发展观。即使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发展的中心仍然是人民幸福。”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在9月份举行的2010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我们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也提到,一定要使每一个人实现发展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