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源冰川 “绿色江河”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本土NGO。致力于中国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青藏铁路环境保护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环保项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江源冰川退缩的监测”、“长江源生态人类学调查”是绿色江河近5年来持续开展的项目。在此基础上,从2010年开始,绿色江河启动“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把对长江源冰川的关注扩展到对整个长江流域冰川的关注。 “近几十年的排放增加很大程度是被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增长推动起来的,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增长很小甚至没有增长。” 我们在考虑地球（或者某个国家和城市）的生态可持续性时,把人口数量当作问题实在是一个误导。这是因为不同个人一生的生态影响,比如消费的能源、产生的废物以及排放的温室气体,差别极为悬殊。尽管我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数字,但在世界1%最富人口和最穷人口之间人均资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距至少有1000倍。 如果能够对每个人一生的生态足迹进行计算,包括他们消耗的淡水、化石燃料、耕地、林产品和不可再生资源,那么最富和最穷人群之间的差距也会非常巨大。实际上,世界上大约有15亿人口的消费水平低到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生态影响:他们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资源,他们不用电,他们极少使用化石燃料动力的交通工具,他们的食物基本都是当地生产的（包括自己种植的）,不消耗能源,没有碳排放。 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一群人,他们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他们的消费产生的还要多。这是因为他们的生计就是从废物中回收材料,由此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要超过他们消费产生的。 我们对于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生态足迹的差距之大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但这些数字很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它们掩盖了一个事实:富裕的城市和国家也有低消费人群,他们会拉低平均数字;贫穷的城市和国家也有高消费人群,他们会抬高平均数字。但这个差距仍然非常巨大。比如,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相差200多倍。 丹尼尔·霍温维格、劳伦尼·苏格尔和克劳迪亚·格莫茨在《环境与城市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城市之间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差距也会超过200倍。美国很多城市每年的人均排放为11到21吨二氧化碳当量,而许多欧洲城市只有3到8吨。拉丁美洲城市为1到4吨,许多印度城市是0.7到1.5吨,而孟加拉和尼泊尔的一些城市则只有0.1到0.5吨。 难道是人口增长推动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实际上,近几十年的排放增加很大程度是由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增长引起的,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增长很小甚至没有增长。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反而是那些人均排放非常低的国家。 那么,“人口”问题在地区层面上是不是比全球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呢？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依靠当地资源,特别是在耕地和淡水方面。但这里也有一个令人不解之处: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实际上都位于人口密度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最大的地区。 那么,问题是不是在于这些最贫穷的人为了生计不顾一切,造成了土壤退化和森林破坏呢？但实际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些人的贫困是因为他们能获得的土地和森林太少。大多数的土壤退化和森林破坏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而是商业化的农业和林业开发。 如果说一个人终生的消费模式决定了他的生态影响,那么人口问题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资源使用和浪费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之所以达到目前这个不可持续的程度,主要是因为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方式,而这些人主要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因此,如果这些高消费者不减少其消费的生态足迹,对那些还没达到高消费的人来说,要实现这一生活方式的剩余生态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了。 如果说印度、中国和巴西的经济成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将享受与高收入国家人们一样的消费模式,那么危险的气候变化将无可挽回,资源紧张将进一步加剧,除非目前生态足迹极大的高收入个人和家庭能改变生活方式,证明即使把生态足迹减小到现有的1/5到1/10,也能享受很高质量的生活。若能如此,他们将给其他国家的致富者树立一个新标杆,并且释放更多的生态空间,让那些最低收入的人群也能在消费上获得最低限度的改善。 那么人口的意义在何处呢？是不是高质量的生活向目前还没有享受到它的人们的扩散会抬高人口出生率？但事实恰恰完全相反。正是因为没有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基础性的救助和发展援助,才导致人口出生率如此高涨,如果有了这些帮助,数字应该低得多。在经历了50年所谓的发展援助之后,如今缺少基本生活资料的人要比1960年代还多,这些资料包括充足的膳食、可靠的生计、良好的医疗保健（包括普遍可以获得并可以负担的生殖健康服务）、教育设施、良好的水源和卫生条件,以及包括不被赶出家园的法治。 如果发展援助和它所支持的各国政府能够学会让上述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会快得多。然而,生育率的降低本身并不会减少地球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这要取决于富裕和正在致富的人群如何改变其消费模式。其实,只需产生1到1.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也能享受很高质量的生活。这种现象在一些高质量、高密度的城市地区随处可见。那里的建筑都是高能效的,公共交通发达,步行和骑车是一种乐趣,个人和家庭都会限制碳密集的消费行为。如果富裕人群都能转换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能有必需的生态空间来容纳今天和未来人口的需求,正如甘地所说:“地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却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 这就是我反对把制止人口增长作为地球可持续性关键的原因。它转移了对我们这些高收入国家的中高收入人群以及其他国家越来越多正在复制我们的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人们的指责和责任。它把责任推卸到人口增长的“其他人”头上,而这些人对全球不可持续的责任跟我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大卫·萨特斯维特,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人类居住小组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