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回山东故里 受托带回57坛骨灰(组图)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高秉涵。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复讲述的故事之一。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那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的神情显得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何时能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台湾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兑换授田证上的土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愿意相信这一切，甚至有人喜气洋洋地规划着：“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

    很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和数百万从各个港口逃离、并最终汇聚在这个岛上的人一样，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乡，尽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记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除此之外，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片断，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这样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麦子、高粱、谷子是常见的庄稼。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当然，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划着，“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更何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