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判死缓后真凶出现 警方被指隐匿证据(图)

9月7日中午，中国青年报记者见到了重获自由的郭新魁。他始终没有承认犯罪。 杨桐摄

    一审被判刑

    2007年4月22日，柘城县公安局接到洪恩乡某村一名女村民的报案，称4月21日23时许，4个蒙面人将其家中院墙扒开一口子、手持钢管、砍刀闯入屋中，其中3人将其轮奸，而后抢走83元现金。抢劫得手后，4人骑着大架摩托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此案引起了柘城县公安局党委的高

    从4月26日至5月28日，在柘城县境内的洪恩、陈青集、大仵、起台相邻的4个乡镇连续发生轮奸、抢劫系列大案12起。这给柘城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柘城警方分析后决定，对这12起案件进行并案侦查。

    《商丘日报》2007年7月7日的报道称，通过多日的秘密走访，大案中队长王杰、五中队长孙宏志向专案组汇报，鹿邑县杨湖口乡田庄村的张振风平日里游手好闲，无正当收入，但赌博、吃喝却出手阔绰，近期曾一次拿出近两万元现金偿还赌债，并且还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员厮混，昼伏夜出，行踪诡秘。

    警方发现，张振风的居住地与柘城县洪恩乡仅一河之隔，语言相近，其对洪恩、陈青集、大仵等乡镇的地形较为熟悉，而其家中有一辆大架摩托车与此系列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相符。专案组分析，张振风有重大作案嫌疑。

    张振风的姐姐向记者回忆，2007年6月3日，张振风正在家收麦子，当地派出所以有事为由将张振风带走。

    《商丘日报》的报道称，“通过连夜突审，张振风交代了他伙同郭新魁、郭辉、刘超等10余人，一个月内在柘城境内抢劫、强奸作案10多起的犯罪事实。6月4日夜，柘城警方成功将该团伙主要成员郭新魁、郭辉、刘超抓获。”

    “据张振风等4人交代，该团伙从今年4月下旬起，10多人分别驾驶大架摩托车，持匕首、钢管等凶器入室抢劫、强奸，10多人交叉在柘城境内作案12起，其中强奸3起，抢劫现金3万余元，手机10余部，戒指、项链、手镯等物。同时又交代团伙先后在周口、商丘、安徽省亳州等地作案20余次。”

    一年后，本案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振风承认强奸、抢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郭辉承认强奸、抢劫，被判处无期徒刑；郭新魁拒绝认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刘超、刘传军否认强奸但承认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柘城警方被指隐匿重要证据

    事实上，这是一起本可避免的冤案。

    刘传军的辩护人、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吕继超在其辩护词中说，本案5名被告中，郭新魁始终没有承认犯罪，其余4名被告认罪后又推翻了原来的供述。

    9月7日中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郭新魁的家中见到了他。当时，他刚刚和前来祝贺他获得新生的朋友吃完饭。

    郭新魁对记者说：“我没做过的事，打死也不会承认！”

    记者问：“你有没有被刑讯逼供？”

    郭新魁答：“你比我聪明，这个事还问我？”

    在辩护词中，吕继超仔细分析了当事人被定罪中存在的问题。如，本案5个被告人涉及案件14起，许多案件的主要事实方面是模糊不清的，特别是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不清，抢劫案参与的人数不清。尽管公诉机关曾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情况说明及证据上看，仍有许多事实无法查清。

    吕继超特别指出了本案的荒诞之处：没有被告人去辨认犯罪现场的辨认笔录，怎么能证明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呢？受害人王某竟然能辨认出蒙着脸部的人，难道有特异功能不成？并且，他在前面的笔录中说没有看清被告人，而后面却又说看清了并辨认了出来，这明显是不真实的。

    据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介绍，张振风等5人因涉嫌强奸、抢劫犯罪归案后，柘城县公安局曾对5人抽血，与受害人体内残留的精液进行DNA鉴定。鉴定结论已排除了5人的强奸犯罪嫌疑，但该结论被余鹏飞隐匿。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现任柘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余鹏飞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原因是“隐匿重要鉴定结论”。

    2008年11月，张振风等5人一审被定罪判刑后，5人分别提出上诉。

    2009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并建议公安部门补充DNA鉴定。

    随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柘城县公安局对强奸、抢劫案重新评查中，通过技术手段确定正在服刑的王银光是真正的犯罪分子，随后确定“张振风等5人涉嫌抢劫、轮奸的犯罪事实不能认定”。

    家属均婉拒采访

    与多数案件当事人或家属哭诉冤情不同，本案中，张振风等5人的家属无一例外地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9月7日上午，鹿邑县下起大雨。记者在张振风家只见到了他年迈的父母。

    在已经住了15年的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中，张振风的母亲正在编织草帽辫。她说，儿子被抓后，儿媳去北京打工，两个孩子归她抚养，“靠自己的一双手给儿子送钱”。采访中，屋外传来一声巨响，张家的土墙在大雨中轰然倒塌。

    3年中，虽然几乎每个月都要到柘城县看守所给儿子送钱，但他们始终没见到张振风一面。张振风被释放后，母亲伤心地看到，“儿子瘦了，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但父亲张云枝不愿对记者多说。在他看来，“儿子出来了，比什么都强。冤情洗刷了，政府赔钱了，也道歉了，我们都很满足”。

    记者问：“你儿子有没有说受了什么委屈？”

    张云枝说：“他年轻，在哪里不受委屈？”

    据了解，张振风从看守所出来后，有关部门给了张家10多万元。

    张云枝说：“按一天116元给的，不少了，打工也不见得有这么多钱。”

    9月8日中午，记者再次来到张振风家，依然没有见到张振风。张振风的姐姐称，张振风去看病了，回来后一直头晕。

    张家人继续谢绝记者的采访。张云枝甚至劝记者不要寻找其他4名蒙冤的人：“不麻烦你们为这个事费心了，我们都很满足，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果然，刘超的父母也是相同的态度。

    刘超的父亲说：“我孩子的罪名最轻，家里也没请律师，很多事不清楚。你找其他4个人问就都清楚了。”

    交谈中，刘超的父亲显得欲言又止，往往刚一说话，妻子马上示意打住。

    相比之下，郭新魁说的算是多的。说到羁押期间父亲去世没能回家，为打官司家里借债20多万元时，郭新魁多次落泪。

    但他不愿意向记者提供判决书，称不知道律师的名字，所有的事都是大儿子跑的。但记者根据郭新魁提供的手机号码联系到他大儿子时，对方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郭新魁称自己有压力：“我刚出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有人情在，我现在也不能说？”

    记者问：“人情是什么意思？”郭新魁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不说了。”

    9月7日、8日两天，记者辗转找到本案的3名代理律师，但3人均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电话中答应见面的，也不再接听电话。

    9月8日中午，代理此案的一名律师在电话里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几天前，一名自称柘城县政法委的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做被告家属的工作并约法三章，一是出来后不能上访，二是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三是不能提出国家赔偿。”

    该律师随后补充说：“事实上各家都得到赔偿了，该做的已经做了。”

    商丘市公安局今天发布的新闻通稿称，商丘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对此案高度重视。商丘市委主要领导要求：迅速成立由市纪委牵头，市政法委、公检法派员参加的专门工作组，立即启动责任查究机制，不管涉及谁，一查到底，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政法各部门要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对干警的教育培训，提高干警素质和办案质量，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