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无法逃脱违纪违法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父母都目不识丁。因为家穷，我从小学到高中都享受学费减免，考大学时也只填报了不用交钱且有生活费的师范学院。我对自己工作过22年的三余中学是有感情的。2002年，我主持学校领导工作后，根据学校董事会的决策和董事长的要求，也曾为学校发展出了力。但随着自己权力的增大，我凭借股份制学校制度不规范，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念，终于迈入犯罪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通州市纪委对我进行审查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触及灵魂、反思错误、重新做人的教育。让我感动的是，对我这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组织没有放弃教育和挽救，对我问寒问暖、倒水送药，还从医院找来医生，对我多年手抖的症状进行检查。尤其是在我70多岁的母亲病危时，安排我去医院探望。让我痛悔的是，一辈子受苦并时刻牵挂我的母亲，在知道儿子犯错误后雪上加霜，终于带着记挂的心情和弥留之际绝望的呼唤，永远地离开了我。承蒙组织开恩，让我这个忤逆子到母亲的遗体前，在灵堂前大哭一场。不仅如此，我也把痛苦和麻烦留给了我无辜的父亲、姐妹、妻子和女儿。而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痛悔莫及。

    作为受贿者，我第一次收取不该收的钱时，内心也是恐惧的。但送钱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总给人一副真诚、信誓旦旦的样子。一个老板对我说：“现在做工程、做生意，没有不送不拿的。”他还对我说：“放心好了，我做了很多工程，送了很多次，但从没有出卖过谁。”我想，我一旦收了钱，就成了“两个俘虏”：一是行贿人的俘虏，拿了人家的钱，总得给人家帮忙；二是自己心理上的俘虏，我无论怎样伪装，也总会提心吊胆，怕暴露、怕出事。结果我还是为了那些来路不明的钱财，葬送了自己人生的幸福。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可笑而可悲。

    当我被市纪委查处时，最大的后悔是我为什么收人家的钱财？最大的侥幸是指望曾十分真诚的行贿人别揭发我，最大的恐惧是问题败露而受到党纪国法惩处。我想，受贿者面对法纪的惩处，都会在心里长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再从内心反思：党和政府培养了自己，有充裕的工资待遇，有公车，有政策范围内的职务消费，而现在要失去政治生命和家庭幸福，这就是受贿者迟早要接受的必然结果。而我在6年内，竟收受他人钱物达数十万元，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若时光能够回转，重新让我选择，我第一是坚决不收不该收的钱，“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一条规律。第二是对他人送的钱财要切实警惕，绝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害了自己。第三，对送上门来的不义之财，要像送瘟神一样坚决退掉。

    以前，我自以为是三余中学的“功臣”，并因此而沾沾自喜和自负，进而滋长了贪念。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我受贿之后，听到一些风声时，也曾有过思想斗争。我曾想向组织提出辞职，一是退了老板送的钱，辞职后就会没事了。我也曾与一个老板联系过退钱，但却没有勇气和决心向组织交代，失去了改正错误的机会。二是我的问题越积越多，自己也理不清了，就想给自己画个句号，也不会再有新的问题。三是觉得自己的德行素质，不配做领导干部，想辞职后平平安安生活，同时也片面地认为，不当官就不会再犯错误。然而，当我受到党纪国法惩处时，我才醒悟到：谁都得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谁也无法逃脱违纪违法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党组织把我这个农家子弟，培养成为一名市属中学的校长，是期望我能为党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我虽有感恩之心，也曾努力过，但却缺乏坚定的政治觉悟，不注重理论学习，对法纪教育没有入脑入心，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尤其是耳濡目染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目睹“吃喝请送”现象，对我这个以前只呆在校园里的人，不仅没有防范和戒备之心，反而认为是人之常情，并错误地认为，只要按合同办事，老板们有钱赚，花点老板送的钱，可以节省公家的钱。我在钱财问题上的糊涂，导致我丧失党性原则，失去防范和自制能力，以至于步入腐败的歧途。

    我深刻认识到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我愿用我的有生之年，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

    背景资料：

    顾永金，男，1963年5月出生，1995年任江苏省通州市三余中学副校长兼任教导处主任；2001年6月三余中学改制后，任副校长兼学校副董事长，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校长；2007年9月任通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顾永金在担任副校长、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4.9万元，2008年6月4日被通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