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人一夜间改变事业身份 广州文艺院团“跳海”

古装剧《南越宫词》剧照（广州粤剧院提供）

    编者按：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被视作文化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涉及面广，影响量大，更牵涉数量众多的“文化人”身份之变。因此，它既需要大刀阔斧，也需要小心翼翼；既对改革主体的文化单位提出要求，也对政府主管部门发出挑战。

    今天报道的广州文艺院团，在其转企改制中，有疑虑、有担心、有冲突，都很正常。主管部门与转

    冬季的广州，下起雨来，街头立时冷清许多。

    余勇却顾不得这些。这位原广州红豆粤剧团团长、现在的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急匆匆地奔向位于市中心的江南大戏院，要去找自己的顶头上司、文广新局领导徐咏虹“讨价还价”。江南大戏院已被确定为粤剧未来的专职演出基地，广州市政府承诺投资2000万元进行装修，但眼看着新年演出旺季就到，装修尚未完工，这事儿能不急吗？

    看到老熟人徐咏虹，余勇倒也乐起来：昔日，主管领导与院团间，似乎从来都是“统一战线”，怎么现在见面却总在“讨价还价”呢？

    好像，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吧——2008年4月，广州市的7大院团，开始酝酿改制。

    改革需要配套“减震器”

    “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不好怎么办”

    广州原来有7个表演艺术院团——杂技、木偶、歌舞、粤剧、音乐曲艺、话剧以及芭蕾舞剧团，演职人员近800人，离退休干部500多人。虽然平时各跳各的舞，各唱各的戏，但“改制”的消息一传来，却都唱了出“苦情戏”——一位领导下一个文艺院团调研，眼前的场面吓了他一跳：全体演员身穿黑衣，哭声一片；还有演员跑到政府去跪地求情。

    “当时大家真的很慌。”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慧英现在想来，还在叹气。

    那时候，演职员们和院团领导，几乎天天与政府“讨价”：为什么要改？凭什么要我们改？效益差的院团，指着局领导鼻子骂：广州又不是没钱，“文化”难道不应该“养”起来吗？效益还不错的院团，也脸红脖子粗地抗议：我们还没到非“跳海”的地步，干嘛就这样推下海了？

    “的确不是钱的问题。”当时还叫“文化局”的局党委书记徐咏虹，不知一天要把这句话重复多少遍。一年半之后忆起那些场景，她感叹：“根本问题，不是该不该改。而是大家担心改不好，自己就成了牺牲品。”

    这话倒真说到了余勇的心里。走过这么几十年，大家对现状也有很多不满。“半死不活”，这是院团人常用来描述自身生存状态的一个词。即使是曾慧这样著名的粤剧花旦，也不满：市政府对粤剧的投入一直很多，出了不少精品戏，但越好的戏就越白看。“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最好的戏都是精品工程，最好的票大多是赠票、送票，怎么可能赚钱呢？”眼瞅着香港那边，好戏一准是一票难求，赚得个盆满钵盈，曾慧这心里实在难以平静：“早该改了！”

    “该改”是一回事，但“改革改到自己头上”，就得另说了。

    “安于现状者不愿改革，对前景悲观者害怕改革。由政府管着，不好；但推向市场是不是就更好，大家对此有怀疑。”作为“改革推手”的徐咏虹，很能理解被改革者们的这种心态。

    徐咏虹他们为此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一遍遍地宣传“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出路”的道理，希望大家从“畏惧改革”转为“主动改革”；一次次地举办企业管理培训班，对即将转制的公司负责人进行公司法、合同法、财务管理、营销策划等企业运作有关业务的培训，帮助转制院团树立现代企业意识。

    “我们特别小心翼翼，生怕大家觉得政府在‘丢包袱’。”

    人员去留是改制中最为敏感的难题。徐咏虹他们特地成立了“广州文化艺术管理中心”，他们的设想是：管理中心负责管理院团的离退休老干部、未被企业聘用的人员和院团原有不良资产，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文艺院团的“老人”保留改制前的事业身份，在5年的过渡期内，政府为原事业单位的“老人”买好社会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种保险，到5年后再实行双向选择。改制后留在企业的人员，先买断工龄，再由院团聘用，聘用率要保证达到90%。而“新人”则全部按劳动合同法办理。

    这方案缓解了不少演职员的情绪。而徐咏虹也由此体会到，“即使再坚决的革命，也应该从一开始就要想到配套‘减震器’，才能推进”。

    扮演好“救生圈”作用

    “改革绝不是让院团在大海中消亡”

    欧凯明直到现在，也对改制有些“想不通”。

    这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学生、广东省的“跨世纪艺术之星”，一直摇头说“太累了”：“好演员应该有尊严地从事艺术创作，现在的角儿很难的，又是主演，又得兼推销员，太累了！”这话，他逮着机会，见一次局领导说一次。

    他是有前车之鉴的。省内一些地方粤剧团也有先改的，就因为市场不够成熟，走掉了许多人，剧团难以为继。“对文艺院团来说，完全市场化了，大家都忙着节约成本，谁还会注重培养新人？谁还会费力气排什么大戏，写什么新剧？如果改到最后，大家只能排一些迎合观众口味的低端的戏，这是不负责任的改革。”

    改制对名演员的影响不大。和欧凯明经常搭档的曾慧，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只要他俩联袂演出的剧场，演出费立即上涨5倍，超过十万。排戏都排不过来，根本就没工夫想什么“转制”的事，“转不转的，对我没啥影响，可能束缚更少了。”但那些普通演职员就愁了，特别是刚毕业就进剧团、还没叫出个名头来的年轻人，心底可就有些没谱了。

    这对搭档的担心，其实也是徐咏虹们害怕的。所以徐咏虹说，“我们的改革绝不是让院团在大海中消亡，而是要激发出更大的活力。”

    “扮演好‘救生圈’的角色，先帮助大家学会游泳，而不是一推了之。”市文化局因此对自己的“角色”作了新界定。设备陈旧老化，专属剧场缺乏，推广渠道狭窄，广州就推行院团企业与剧场、媒体和旅游的“三捆绑”政策，给每个院团配了一个剧场，每年拨出50万元经费支持广州的媒体与院团企业定向合作进行宣传，还让每个院团企业经营一个旅游剧院，经营开发演艺产品和市场。

    对于这个举动，余勇拍手叫好。他把这称作“政府给各院团送了份大礼”。他算了一笔账，粤剧院获得的两个剧场，都处于市中心地段，每年至少可以有500万元收入，再加上每年去农村、去海外过百场的演出，几百万元可落袋，而且，只要排出好戏，政府承诺一年至少可以采购150场作为公益演出，“这样一来，经营得好，一年也会有过千万的收入。”

    好院团应“叫好又叫座”

    “越是艺术成就高的剧目，越需政府支持”

    在与多位院团领导接触中，张丹丹的精神头最足，也最轻松。也难怪，这位广州芭蕾舞团团长，压力最小——“广芭”是广州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试点单位，一开始就实行全员聘任制，所有演员都是一年谈一次合同。所以这次整体改制中，这里的震动最小。她常以“过来人”身份告诉其他院团领导：“你们的苦头，我们都尝过。不过，苦尽甘来，我们也尝到了很多甜头。”

    但张丹丹还是会“讨价还价”。和演员“讨”——“和演员谈合同最辛苦，条款要一条条地谈，所有演员的薪酬是与演出挂钩，与自己的角色相关。”也和政府“讨”——“广芭”早已转成企业制了，但政府的支持力度依然很大，可张丹丹觉得这很正常：“越是艺术成就较高的行当，越需要政府的支持！”他们要属于自己的专业剧场，要出国去参加各种高水平节展的机会，甚至，还要求政府给予国有院团一样的公益演出的待遇。

    “不过现在，大家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张丹丹现在彻底踏实了。

    她特别看好市政府的服务文艺院团基金会——那是广州市去年成立的“促进文化艺术发展繁荣基金会”，吸收社会资金赞助，重点用于文艺院团的培养、奖励、创作和交流等项目。现在，这个基金会已经筹到了2000多万元，将根据各院团的剧目，决定资金的流向。

    “这样，我们就不用四处找钱了，谁有好剧目，谁就能得到资金支持。”张丹丹很自信，“我们不怕竞争。”

    倒是徐咏虹有了另外的担心。

    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后，还面临着文化公益性的问题。“改革当然不是到最后连一个高水平的节目都排不了”，徐咏虹说，他们希望通过这次院团改制，使演出场次增多，观众人数增多，演员收入增多。

    “一个好的院团，应该既能争取到政府的各项资金支持，又能赚到市场的钱。只有各个院团都强大了，广州最终才能形成与中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文化实力。”(杨雪梅 贺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