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福东渡看齐文化发展繁荣

    （一）秦代徐福集团三千童男女东渡日本，是古代中外交往史上一件划时代大事，也是山东沿海人民最早大规模走出海外的一次壮举。徐福集团东渡，自山东半岛经过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南下，渡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南部。开辟了自山东半岛到日本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徐福集团东渡，对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与影响已为中日韩三国研究者所公认。徐福已成为早期中日韩朝人民友好和友谊的化身。

    近些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对徐福的研究日益深入，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在对徐福东渡的背景与原因的研究上，多从政治环境上去加以考虑；而对地域文化的发展对徐福集团东渡所产生的影响论述较少。然而徐福东渡这种大规模走出海外的举动，绝非是徐福 一时心血来潮，也并不是秦始皇一纸诏令即可成行。徐福东渡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也是与齐地文化的繁荣发展分不开的，是博大精深齐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秦代历史舞台上的一次大展示和向周边国家的一次大输出。（二）首先应该看到，徐福集团东渡与当时齐地深厚的多元化思想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齐国在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中心，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汇聚于此，各种思想流派互相争鸣、互相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百家争鸣中，各种学说又互相融合，互为补充，取长补短，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思想体系，这对齐地士人影响极大，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秦统一以后，虽然采用法家路线制定国家政策，并作为指导思想，但在齐地尤其是山东沿海影响较大的仍然是邹衍等人的阴阳五行说和田骈、接子等人的道家思想；信崇其学说的方士们鼓吹大小九洲说，海外有仙山、仙药等，鼓励人们认识海外，走出海外。因此，求仙药、求神仙、追求长生不死之术风尚十分流行，对包括帝王在内的各阶层都产生很大影响。正如《史记•封禅书》所言：“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始终王德之远，及秦帝及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驺衍以阴阳为主，显于诸侯，兴而燕齐海上之方土传其术不能通，然则阿谀苟言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

    在齐地方土宣传海外有仙境、仙药，倡导人们走出海外的鼓动下，秦始皇曾四次巡视山东沿海，所到之处刻石立碑，让文人为其歌功颂德，遥望大海更是渐入仙境。公元前219年，他“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并批准徐福入海求仙人。公元前215年，他在碣石让燕方士卢生入海求羡门、高誓等古仙人。公元前210年，他乘船下海“自以弩候大鱼射之，”并第二次派徐福带三千童男女出海。秦始皇还在沿海建了“八祠”等入海求仙的祭祀设施。这种自战国时代开始封建帝王的求仙活动一直沿续到汉武帝时期，武帝曾七次沿海，“欲浮海求神仙”，在被群臣劝阻后，又“复遣方士求神怪”，“采仙药，以千数”。自战国到汉初，山东沿海方士的入海求仙之风盛行，激励了统治者走出海外寻求仙境的愿望与追求，这就为徐福集团东渡奠定了思想基础。

    徐福集团数千人扬帆东渡，要到遥远的海外去寻找立足之地，在经济上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而这种物质准备，又必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就是说齐地必须要有大量的物质能够提供给这支数千人的集团以远航使用。尽管徐福东渡获得秦始皇批准，大量的运航装备是由秦朝官方采购的，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筹集起数千人远航甚至在海外生活所必须的生产工具、种子及衣服、粮食及各种生活用品，也并非易事。这些远行海外需要的大量物质装备只能在当时经济发展较快的齐国地域才能获得充分提供。 战国时期，作为齐国腹地的山东半岛，生产力的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如铁器生产，解放后出现的齐叔夷钟所刻铭文就记载了齐灵公一次赏给叔夷的造铁徒就多达4000人，足见齐地冶铁规模之大。到汉武帝时，全国有铁官48处，山东就有12处。齐国纺织业更是举世闻名，号称“冠带衣履天下”，临淄作为当时齐国纺织业中心，丝织品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高，汉代人史游在《急就篇》中说：“齐国给献素缯帛，飞龙凤凰相追逐，”描述了齐国纺织品的华丽。战国至秦代，齐国都城临淄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有7万户人家，城内有集中的工商业区，并有相当规模的铸币、铁器作坊和商铺。苏秦曾描述临淄的繁华情况，用了“车毂击，人肩摩，连袄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史记•苏秦列传）的名句。

    另外山东沿海一带，多丘陵、山地，自古盛产木材，造船所用的楸木等木料，在此能够得到，也保证了徐福船队出海造船的需要。再加上山东沿海港口众多，自商周以来就多有对外贸易的活动，沿海地区人们对航海知识并不缺乏，走出海外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徐福集团东渡成功，与齐地社会状况也是分不开的，秦代推行法家路线、赋税重，以致“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主父偃传》），再加上秦朝法律严酷，往往是一人犯法，罪及三族，全国有罪犯二百万人，几次大的工程所征发的徭役，又使数以百万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社会极为动荡。山东地区阶级矛盾也很严重，前219年，秦始皇在出巡河南、山东交界之地险遭被刺，“为盗所惊，求弗保，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记•秦始皇本记》），前211年，东郡（今菏泽一带）有人在郧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号召人民反抗，秦始皇竟下令“尽取石 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同上书）

    对于长期坚持多种学说并存的齐地的知识阶层，更被秦朝统治者看做是企图瓦解秦朝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先是以齐人淳于越、薛人叔孙通，孔子后代孔鲋为代表地山东士人要求分封，被李斯指责为“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同上书）继而又发生了燕、齐方士候生、卢生先是攻击秦始皇“天生刚戾自用”，而后又借求仙想逃走。秦始皇一怒之下，下令焚书坑儒，受打击的士人阶层首当其冲的是齐鲁儒生及其它学派的知识分子，齐地士人对秦始皇的不满与反抗的十分剧烈，他们或散布对秦的不满，或加入到反秦洪流中去。

    徐福是崇信道家学说和阴阳家说的方士，与齐地知识分子们一样，不满于秦的暴政，但他对当时现状有清醒认识，知道仅靠少数人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采用智慧和谋略骗取秦始皇的信任，走出海外寻求发展。他充分抓住了秦始皇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的心理，几经运筹，精心准备，吸取了候生、卢生等人不成功的教训，在得到秦始皇的批准下，组织起一个能够到海外开发的数千人庞大集团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扬帆东渡，进行了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海外移民活动。　　徐福东渡给当时齐地带来极大冲击，也给山东沿海人民开辟了一条躲避战乱和暴政的自由道路，到海外求生存、求发展，成为当时深受苦难的齐地人民的一种选择。秦汉时期，他们的足迹遍存朝鲜和日本，把丰富多彩的各地文化带入这些地区，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开发做出卓越贡献。因此，可以说徐福东渡将齐文化向海外传播起到了开创性作用。（三）徐福集团大规模东渡海外，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山东人民早期认识海外、走出海外、创业于海外的一次成功尝试。徐福集团东渡，在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由于历史的记载不详，给徐福集团东渡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徐福东渡的价值和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开发。但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徐福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徐福作为一个航海家、政治家和中日韩朝友好交往的使者，其重要性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徐福东渡集团为开发日本列岛和韩国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也为三国人民所承认。尤其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更加需要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因此深入探讨徐福集团东渡对于发展中、日、韩友好，化解矛盾，增进与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

    徐福集团当年顺利实现东渡，是与齐文化繁荣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如果没有齐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所出现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就难能有徐福东渡这种高度的智慧与勇气。如果不是有当地齐地人民对海外的那种深刻认识，也不可能出现那种数千人大规模东渡，去海外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局面。如果没有齐国当年繁荣发展的经济，就不可能支撑徐福集团东渡，难以形成东渡需要依赖的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徐福东渡是齐文化繁荣发展的一次实力检阅，是齐文化走出海外的实践与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