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赴日受害劳工拟状告日本三菱 索赔1亿元

    去年，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35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了大约3.5亿日元的赔偿款，这标志着中国受害劳工的对日索赔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昨天，参加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进展情况通报会的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表示，年底前他们将向省高院递交对日本三菱公司在鲁分支机构提起诉讼的民事诉状，为近千名山东籍受害劳工维权、索赔。

    按照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标准，他们希望日本三菱公司向受害劳工及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傅强昨天告诉记者，日本三菱公司在其国内是颇有名气的大企业，在二战期间，三菱公司与日本政府共同把2709名（包括转包的，一共是3563名）中国劳工强掳到日本大夕张矿业所、秋田县尾去泽矿业所等9个工地做苦役。“在山东，潍坊是三菱受害劳工的重灾区，其中高密有300人、昌乐有400多人，安丘、寒亭、诸城200多人，再加上济南、淄博等地，我省受害劳工共有近千名。”

    选择向三菱公司索赔，傅强表示，主要基于几个考虑。首先目前三菱公司已经承认对本案件中国受害劳工强制劳动的事实，以及作为企业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并对给中国劳工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三菱公司也表达了愿意向中国受害劳工支付解决款的意向。再一个就是，如果与三菱公司取得和解，拿到赔偿款，这对解决二战期间在其他公司受苦的中国受害劳工的赔偿问题也有示范作用。

    “尽管如此，要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目前来看还有很大难度。”傅强认为，这次与三菱公司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应采取统一解决的方案。“但是，我们目前查证属实的受害劳工还不到总数的1/10，也就100来人，快速找到这些受害者及其遗属是当务之急。”

    傅强说，希望看到报道的读者，及时联系两部电话：010—58416985，13605401587。此外，经过查找证据，目前已经找到的中国受害劳工，晚年都非常凄惨，几乎没什么社会保障。“所以，这次索赔我们提出每人的赔偿标准是10万元人民币，近1000名山东受害劳工加起来索赔近1个亿。”“尽管道路艰难，我们肯定会坚持下去。”傅强说。

    昨天上午9：30，71岁的老人、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伯耀先生走进了省政协第六会议室，他是一大清早从郑州赶来的，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中国受害劳工索赔进展情况通报会。23年来，他一直为中国受害劳工维权、索赔，他的努力让人敬佩。

    受害劳工对日索赔通报会举行

    对日索赔

    取得阶段性胜利

    “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的声音不能断，其他国家和民族对德国的索赔花了半个世纪，中国的对日索赔才花了20多年的时间。”林伯耀说，对日索赔不仅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还要培养下一代，把爷爷辈的权益争取过来；此外，就是敦促日本政府不要忘记历史，正视历史并加大补偿力度。去年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350名中国受害劳工支付了大约3.5亿日元的赔偿款，就是政治和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事件也标志着中国受害劳工的对日索赔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及遗属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昨天告诉记者，他本人非常赞成林伯耀先生的建议。今年4月17日，刘焕新参加了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和平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日本内阁特命担当大臣、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的几句话让他感触颇深。

    “我感觉日本政府在对中国受害劳工问题上应有所转变，其实对于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国内第一代受害人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在认识上也是不一致的，越来越淡化。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现今社会提出的新课题，我认为目前以和解的心态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办法。”

    记者昨天了解到，祖籍福建的林伯耀尽管在日本出生，在日本长大，接受了日式教育，但他并没有加入日本国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为中国受害劳工维权、索赔，一走就是23个年头。昨天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为受害劳工维权、索赔，一走就是23个年头

    要培育下一代的维权意识

    生长在日本的中国人

    想为受害劳工做点事

    山东商报：林先生，您好！我们非常钦佩也很感谢您为中国受害劳工所做的一切努力。当年您是怎么选择走上这么一条艰难的道路的？

    林伯耀：我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家住在神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母亲带我经商，去卖衣服和布匹。到了日本的农民家里，他们就骂我“支那人”，骂得很难听，还放狗咬我，我背着东西跑，摔倒在水田里。我那时候不知道“支那人”是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在高中的时候，我了解到了“花冈事件”，知道了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遭受的非人待遇，了解到中国人是懂得反抗、知道维护自己尊严的民族。这时候才开始慢慢培养起了自己的民族感情。

    1987年，“花冈事件”的领导人之一耿谆讲他过去的历史，我那时听不太懂汉语，但是看着他们的激动和眼泪，我知道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事件对他们来说永远也不会成为过去，它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我觉得我该做点什么。再一个虽然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民间的往来、关系还没有恢复，两国人民之间没有信赖感，我意识到只有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才会有和平的未来。 但是将来要怎么发展，我要做些什么，当时真没有什么展望。

    索赔道路非常难

    前10年都不被接受

    山东商报：这条道路一定非常不好走吧？

    林伯耀：一开始就知道会很难，一进去后发现确实很难很难。一说索赔，日本政府就说“你不要讲”。日本政府认为我们成立联谊会是违法的，让我们不要找受害劳工，不要为他们做事。

    寻找受害劳工也非常难，毕竟我的汉语不是很好。也有些人不让受害劳工与我接触。一直到1995年，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年公安部开始协助我寻找受害劳工，到了1996年，我才被完全接受了。之后索赔运动才渐渐发展起来。

    在这10年（1987年到1996年）中，前5年，我与当时强掳中国劳工的6个企业直接谈判，工作颇有成效。但是后来其他企业找到这6个企业，说“你们这样做，我们会有压力，我们怎么办？”在日本有135个地方有中国的受害劳工，他们有这种担忧：怕一开头后不好收场。因为除了中国劳工还有朝鲜劳工，是不是都要赔？于是索赔工作渐渐萎缩了。

    从1995年开始，我们开始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当时真没有什么经验，只能慢慢往前推，花冈事件我们的诉讼输了。民间也游行，坚持让当地政府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一定要赔偿，还好2000年，我们达成和解了。和解和原来的计划确实有一定差距，但是原则不能差：认罪、赔偿、教育后代不发动战争。

    现在来看，不管是西松建设的赔偿还是花冈事件，都是中国受害劳工索赔运动的阶段性胜利。

    会倾尽毕生精力

    为受害劳工索赔

    山东商报：在这么艰难的索赔过程中，您的感受能说说吗？

    林伯耀：如果日本不能认真地面对历史问题，日本将会永远作为没有道义的国家而被世界人民鄙视。我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我也永远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会加入日本国籍，我会永远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光荣和自豪。

    山东商报：刚才刘焕新会长也提到，随着时间推移对待这个历史问题，第一代受害劳工与他们的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年轻一代越来越淡化这个问题。

    林伯耀：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现在的年轻人迫于现实的生活，对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不关心了。在日本，还有扭曲那一段历史的说法。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传给下一代，有必要明确的让下一代知道必须做些什么。

    劳工索赔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要培养（中国受害劳工）下一代的维权、索赔意识。我本人也会继续努力！

    花冈事件

    1945年6月30日，被拘禁在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的中国战俘和苦役不堪蹂躏，700多名中国劳工在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因人生地疏，遭到血腥镇压的暴动最终失败。

    花冈暴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有115名劳工当场惨遭毒打和凌辱、虐待致死，耿谆等12名暴动主要成员被捕入狱。1945年9月11日，耿谆竟被战后的日本秋田县法院判决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由于日本政府和奴役劳工的企业鹿岛组的残酷迫害，先后共有418名劳工命丧日本，史称“花冈惨案”。耿谆于抗战胜利后被解救，1946年11月回国，解放后在家乡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