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梧桐山下私塾聚集 学生每日诵读四书五经

    位于深圳东部、横跨罗湖和盐田两区的梧桐山是深圳最高峰，山顶常常云雾缭绕，有“雾锁梧桐”之美誉。山脚下，散落着梧桐山、坑背等几个村落。虽距市区不远，但与闹市里城中村的嘈杂不同，这里环境整洁幽静，在村里的街巷穿行，隐隐能听到孩童的读书声，村民告诉记者，这是私塾里的学生正在诵经。

    从2007年起，10余所私塾学校相继在风景秀丽的梧桐山脚下落户，这里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读经村。

    10余所私塾里最大的一家是鹿鸣学堂，在坑背村租了4栋农民房作为学生的课堂和宿舍，有百余名来自各地的儿童在这里接受全日制的读经教育，年龄小的只有3岁，大的也不过十几岁。

    6月30日午后，在一位学生家长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鹿鸣学堂的一间教室。教室位于一栋农民房的顶楼，房间布置得简单朴素，除了墙上挂着的孔子画像和木制的书桌外，别无他物。午休刚刚结束，十几个孩子手里正捧着《孟子》、《周易》摇头晃脑地大声诵读，看到有人来，一个小男孩得意地提高了调门。

    教室隔壁就是孩子们的宿舍，一张床、一个简易的储物箱是每个人的全部家当，没有零食，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

    鹿鸣学堂实行寄宿制，每个月的学费是2500元，省内的孩子3~5岁的每半月回家一次，5~7岁每月回家一次，再大的则3个月一次，其间不许家长探视。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学生们在这里过得简单、健康——给孩子们准备的食物大都是“有机”的，生病了，看的也是中医，以调理为主。

    学堂里，孩子们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起床晨读，早饭后开始一天的诵经，下午5点后是室外活动时间，或爬门前的梧桐山，或跳皮筋、丢沙包。晚饭后继续读经。

    今年18岁的邓慧洁是学堂里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原本在老家惠州一所高中读书，受在学堂里当老师的姐姐的影响，退学后到这里专门读经。邓慧洁告诉记者，目前她已经读完了《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正在读《周易》。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正”字记录了她读经的遍数。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叛逆，其实那是一种无聊。在学校读书就是为了考试，而现在是自己想读书，所以感觉很快乐。读了经之后，也不觉得电脑有什么好玩的了，偷菜，偷来偷去的有什么意思呢？”邓慧洁说。

    记者问她，放弃了考大学，你不担心以后的生活么？邓慧洁脱口而出：“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只要掌握了做人的道理，有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即使将来扫厕所又有什么可怕呢？”

    邓慧洁告诉记者，她其实未来想做一名中医。

    与旧式私塾不同的是，除了读《论语》、《孟子》等中文典籍，这里还让孩子们颂读莎士比亚、柏拉图等人的外文经典著作——把磁带里播音员用标准英语发音朗读的外文经典一遍遍放给孩子们听。“我们的读经教育，并不单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是要让孩子们阅尽东西方的经典文章，听遍中外经典名曲，赏尽古今中外的名画。”学堂负责人孟丹梅告诉记者。

    私塾的办学者都对体制内教育持批判态度

    孟丹梅说，读经教育要感召的首先是家长，送孩子来读经，前提是家长们要完全认同学堂的办学理念，凡理念不一致、犹豫不定或没有长远之心者一概不接收。每年，她都会专门给家长们开设关于“读经教育”的培训讲座。

    在几家私塾采访，堂主们更愿意和本报记者谈他们的办学理念。儒愿学堂的堂主蔡孟曹对记者说，现在体制内的教育大体可用四句话来描述，就是“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家长苦熬，而结果大多也是苦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在的教育过于功利化，学生读书好像就是为了分数、文凭和就业。在他看来，教育应该是直指人性的，首先要符合儿童成长的历程性。13岁之前是孩子记忆力强而理解力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与其让他们学习课本上的“小猫跳、小狗叫”，还不如让他们诵读，像海绵一样地吸收、储存和记忆经典，等进入成熟期以后再慢慢发酵，而这时的孩子早已满腹经纶，思想力得到极大开发，学习数学等结构性的知识也就变得非常容易。

    孟丹梅也表示，现在的学校、老师其实是在阻碍孩子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想学习西方的科学，但没有学到西方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孟丹梅还告诉记者，孩子现在读不懂经书其实没关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要能够背诵下来，就会成为一生学问的基础，会源源不断给生命供献热力和活力。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一定是满腹经纶、博古通今。

    信守同样的办学理念，梧桐山下这10余所私塾的堂主们之间互称“道友”，他们也都自认是“全球儿童读经教育”首创者、来自台湾的王财贵博士的门下弟子。在孟丹梅家里，记者巧遇王财贵。如今，梧桐山已经是他每年必来之地，开讲座，为各私塾指导读经或与家长交流。他坚信，在未来20~30年内，这些读经的孩子中必会产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级人物。

    在鹿鸣学堂，记者还见到了一位读经儿童的家长——从成都来的李女士。2007年7月,李女士听到了王财贵的一次讲座，从此成为“读经教育”的拥趸，当年9月，她毅然把应上小学的儿子送到这里来读经，自己也在梧桐山下租了房子，过起了陪读的生活。后来，她还把自己哥哥家的孩子也动员来接受读经教育。记者问她，将来如何面对孩子没有大学文凭的现实？李女士回答说，毕业证不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幸福，而能力却可以，读了经的儿子现在不但满腹经纶，而且有很强的定力和思考力，未来也一定可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而大师是不需要文凭的。她相信，送孩子来读经是成全孩子的一种大爱。

    非法办学之困

    就梧桐山下众多私塾聚集一事，记者采访了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该局民办教育科夏科长对记者表示，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必须取得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而且，其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都要符合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罗湖区教育局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些私塾的办学申请，因此，梧桐山下的私塾均属非法办学。

    私塾的堂主们也并不讳言自己非法办学的事实。孟丹梅告诉记者，她的学堂就多次收到过街道执法队下发的取缔通知，但也就仅此而已，学堂从来没被真正取缔过。

    夏科长认为，《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因此，不但这些私塾是违法办学，送孩子来接受全日制读经教育的家长也违法了法律的规定。

    来自四川一位读经儿童的家长对记者辩称，《义务教育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但作为家长也应该有选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

    夏科长表示，这些私塾学校大都隐藏在农民房内，仅仅依靠教育部门的力量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根据执法程序，如果接到所在街道办的报告，教育局会会同街道行政执法队共同完成取缔行动，同时还会引导分流私塾里的孩子回到合法的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成都，都曾经有过类似私塾学校被取缔的先例。

    读经能否成就大师梦

    孟丹梅对记者说，他们正在筹划办一所学院，这样，在私塾里读了10年经的孩子就可以升入学院继续解经10年。

    对于梧桐山下的读经热，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熊贤君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源自台湾的“读经教育”在大陆受到很多人的热捧，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秉承该理念的私塾。这些私塾的出现表明，一些家长已经有了寻找体制外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现行的体制内教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生不快乐、学习负担太重、过于看重考试分数等等。

    但是，熊教授也认为，这种私塾教育其实是与社会主流文化和时代的发展相悖的。经典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读经能否出大师，并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反面的例子倒是有——在保加利亚，曾出现过一位背诵了400多部经典、过目不忘的人物，但他最终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

    此外，熊贤君教授认为，专事让孩子读经的家长们对现行体制内的教育也存有认知上的误区，在他看来，已经存在了300年的现代学校教育远非如这些家长所说的那么糟糕。以数学教育为例，“读经教育“推崇者认为，在小学阶段，小孩子根本没必要去学数学，到了初中的年龄，小学课本上的数学知识用三个月就能自学完成，何必花上整整6年。但实际上，小学数学课远不是教授加减乘除计算技巧那么简单，它除了为成长中的儿童提供了必要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开发和训练外，更为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兴趣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

    熊教授告诫道，仅仅信奉了一种并未经实践检验的教育理念就把孩子送到私塾，强迫孩子接受读经教育，一旦失败，会对这些孩子、家庭乃至社会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也有家长对这种私塾持强烈的质疑态度。一位年轻母亲认为，三五岁的孩子就和父母分离，半个月才回一次家，这本身就违背了教育规律，非常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从这一点看，这些私塾的办学者并不真的懂教育。而那些让孩子接受这种私塾教育的家长，是在拿孩子做试验，是拿孩子的未来做赌注，弄不好孩子就可能成为牺牲品。“我们都对现行体制内的教育不满，但这样的逃离不是办法。”她说。

    深圳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读经之类的国学教育可以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但绝对不能成为孩子教育的全部。国学经典虽然能提供做人的规范，但其注重的是人文性而缺乏现代民主与科学精神，也缺少法学、社会学等现代生活必需的知识，这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是不可取的。(记者 武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