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安局长上任高调扫黄 曾办白宝山案(图)

傅政华。图片来源：四川在线

    从普通侦查员起步

    中国公安大学犯罪系教授武伯欣在1986年第一次见到傅政华，那时31岁的傅政华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一大队大队长。

    当时海淀区紫竹院公园附近发生了杀人碎尸案。傅政华听说武伯欣在搞犯罪心理研究，就把他和另外几位专家请到现场，协助破案。

    武伯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当时非常感慨：作为市局的基层指挥员，傅政华

    傅政华1955年生于河北滦县，1970年就参加工作，“他是自学成才，在职读的大专，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的研究生。”武伯欣说，傅政华一直都是个非常好学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公安工作走上正轨，他开始显露出实力，并得到相对快速的擢升。

    傅政华在基层最主要的工作经历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在业务部门，他从一名普通侦查员开始，先后担任一大队大队长、二处副处长等职务。在副处长的位置上干了十多年后，傅政华仍以副处长的级别调往公安部。

    傅政华在北京市局工作期间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一大队即刑侦处大案队，专门办理大要案。90年代北京治安形势严峻，不断发生涉枪案件，后来更是发生了号称“刑侦一号案”的白宝山案。担任二处副处长时的傅政华正是白宝山案的具体负责人。后来一直到他调任公安部还是这个案子的总负责。他不仅亲自参与整体指挥，还负责涉案省份之间的协调。

    1996年3至4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丰台区连续发生持枪夜袭执勤岗哨的恶性案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多次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

    白宝山案侦破时间比较长，涉及北京、河北、新疆等地。武伯欣也参与了白宝山案的侦破。“开会的时候，大家讨论发言的很多。傅政华从不重复别人的结论。他说，这个案子从作案手段上看肯定不是初犯，下手凶残，像是有过前科的人。包括他开枪的动作，都是有过一定经验的。”

    被捕后，白宝山果然供认曾有前科，而且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先后夺枪3支，并杀死15人。

    年轻的傅政华曾引起时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市公安局长张良基的注意。张良基也是刑侦出身，曾任二处处长，以侦破大案要案著名。在老公安的记忆中，他的作风强悍而踏实，经常以局长身份担任大案专案组组长，“他当组长不是指挥那么简单，而是冲到第一线。”

    武伯欣说，到90年代中期傅政华已经是张良基的“得力助手”。而张的作风和为人也深深影响了这位年轻警官。

    1998年前后，已经在首都刑侦圈里颇有名气的傅政华接到了公安部的调令，前往公安部刑侦局任职。

    武伯欣说，在调离北京市局前，他与傅政华曾有一次长谈。“他对北京市有很深的感情，离开北京的刑侦圈子，他也觉得很舍不得。”武伯欣劝他说，去公安部平台更大，接触的大案更多。后来傅政华自己也说，虽然暂时离开，将来对于北京的刑侦工作可能更有好处。

    傅政华在公安部期间参与了马加爵案等大要案的侦破，2005年在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任上调回北京市公安局。

    有人情味的刑侦专家

    傅政华一直非常关注最新的犯罪心理学研究成果，“他办案思路很开阔，不像一些长期搞刑侦的人那样，习惯性地凭经验办案。他当局长后还定期让市局研究室的人给我们提供一些疑难案件的材料，让我们帮助分析。我们的意见他们并不一定每次都采纳，但是至少很重视。”武伯欣说。

    武伯欣和傅政华一起办过很多大案要案，他对于其中的一起至今记忆犹新。

    1995年左右，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地区连续发生杀人案件，被杀者全都是女性，多为娱乐场所的有偿陪侍小姐。凶手作案手段极其凶残，对受害者都是先杀后烧。那个地区一时间人心惶惶。

    傅政华又把武伯欣和一些专家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对我说，这个案子有难度，让我一定要帮他。”

    这起案件告破后，傅政华对一些案外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我们在一起聊过，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都跟歌舞厅有关，这是一个源头。”武伯欣和傅政华当时达成了一个共识：破获一两起案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要做一些根本性工作，比如严格管理这些滋生社会问题的娱乐场所。

    他们后来还办过一个案子：一位“敏感人物”去类似“天上人间”的地方玩，手机被有偿陪侍小姐偷了。傅政华与他在调查时一个个找有偿陪侍小姐询问情况。武伯欣觉得，正是由于不断发生类似案件，使傅政华很早就决定严厉打击这些娱乐场所中的违法违规现象。

    “所以这次在他上任之后的‘扫黄’行动，也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武伯欣认为，这应该是个长期行为，也是这么多年来要从根子上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要走出的一步。

    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四处处长的李东海80年代就认识傅政华。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对傅政华最初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人很精。进一步接触后，他感觉到傅政华是一个“细心、严谨、讲科学”的人，同事关系也非常好，跟他合作的人都相处融洽。

    更为重要的是，傅政华虽然是刑侦专业出身，却并非无情之人。

    有一年在海淀区昆明湖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侦查发现是一起情杀：妻子在外面偷情被丈夫发现，两人发生争执和扭打，丈夫在暴怒之中杀死了妻子。

    武伯欣跟傅政华说，能否从公安这方面建议从轻处罚，“不要给这个丈夫判死刑，因为他们还有个很小的女儿。”而且凶手也是道德上的受害者，并非故意谋杀。

    后来，这个丈夫果真没有被判死刑。“我估计是他过问了这个事情，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武伯欣说，在这次“扫黄”行动中，上千名有偿陪侍小姐也是被遣散，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收容和劳教，“很多事情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他能做到这一点。”

    不唱歌的公安局长

    熟人印象里的傅政华，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研究问题。“这20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对刑侦工作一如既往地热爱。”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一次歌。

    2009年以来傅政华参与黄光裕案的调查工作。该案牵扯不少高级警官，如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

    武伯欣说傅政华应该也是该案负责人，“这些人很多都跟他当过同事，至少也都有过交情。但是他办得很彻底，没有顾及旧日情面，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很有分寸的。”

    李东海说，傅政华在公安部的四年里人缘极好，他领导的团队很有凝聚力，“他比较年轻，没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孟宪文，过去曾是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副局长，他第一次见到傅政华的时候，对方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年轻警员。孟宪文认为，傅政华相对快速的升迁得益于他的聪明能干、善于团结人，“他对待周围的人一直很虚心，即使后来职务高了，他仍然是不叫‘老师’不开口，待人非常亲切。”

    在李东海等人看来，傅政华既有刑侦人员的雷厉风行、行事果决，又有一个出色管理者需要具备的知人善用、谨慎细致。

    这一点，武伯欣也深有感触。

    有好多年，每年春节前，傅政华都会把北京市刑侦界的专家和学者请到一起聚餐，他自己从来没有缺过席。“吃饭是小事，但是这样的举动，表示他始终惦记和感激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也真是可以帮他的忙。”

    武伯欣说，以前傅政华经常去公安大学找他吃饭，“就在门口的几个小饭馆。一直到他成了副局长，我们仍然在小饭馆里，边吃饭边谈案子。”

    不过，虽然傅政华平时对下属非常体恤、关爱有加，在工作上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

    武伯欣告诉本刊记者，傅政华有一个习惯，一个案子部署下去后会定期督查。他会把案件分成几条线后派人去办。他常对办案人员说，你去查这条线索，如果在你这个线上出现问题，你就不要再担任队长了。他要求底下的人尽职尽责，否则就严格问责。

    武伯欣说，傅政华经常顾不上家人，“他家最早在公安大学的西面，很简朴，他也不大讲究待遇。”傅的妻子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也很少出现在他的同事面前。

    自从傅政华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市公安局提拔了一批搞刑侦的能手。比如现任北京警察学院院长的左芷津，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还有原来东城刑警支队队长马曦初，也属于专家型骨干，已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任副总队长。

    搞了一辈子心理分析的武伯欣说，他觉得傅政华属于“粘液质”性格的人：内敛而稳重，却不易动摇，认准了目标就会积蓄力量直到达成。

    新局长的挑战和任务

    不过，在北京市公安局长任上，傅政华将面临新的挑战---除了需要转向全面管理，如何应对新职位的特殊性，更是他真正面对的难题。

    武伯欣在北京搞了多年刑侦工作，对于首都公安工作的特殊性非常了解。

    “北京无小事。其他省份发生了案件，都不会有北京这样大的影响力和震动。在北京有任何案子，都会马上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他说，加之北京大机关多，“历任北京公安局长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些案件在外地能过夜。在北京就绝对不能过夜。国际影响太大!”

    2010年2月傅政华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曾讲到，傅政华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以来，“加大对重大恶性案件的攻坚力度，对犯罪分子形成了高压震慑态势。案件侦破率连续5年逐步上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不过武伯欣讲，北京近年来一直处于“特殊时期”：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等，“那是一种非常态势的治安手段。一般大型活动之后刑事犯罪率似乎都比特殊时期多，现在才是常态。”

    北京市的公安工作在上一任局长马振川时期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由严打模式转变为整体防控，其核心是从“运动式打击”转变为“全时空打击”。

    2005年启动这项改革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备战2008奥运，通过公安部的统一调度解决了整体防控战略中警力不足等根本问题。但60年大庆结束后，北京已无法依靠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援，整体防控开始接受真正的考验。

    而且在全面主持北京市公安工作后，刑侦出身的傅政华所面对的不只是必须惩罚的犯罪分子，他还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持北京的稳定局面。

    武伯欣发现，傅政华上任以后加大了北京各区县公安局接待群众来访、为群众调解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力度。“维稳工作在北京很重要，公安局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不是要让人们在高压下服从，而是进行情绪疏导和各种服务。”

    “傅政华是一个做事很有章法的人，这种做法应该也是出于一种长期的设计。”他说。

    傅政华就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后第一个引人关注的行动就是“扫黄”，不过武伯欣并不认为这个行动有复杂的动机或者政治背景。

    “这是减少刑事犯罪必须做的工作，在原来的工作中，傅政华早就有这种体会了。”武伯欣分析说，“等到他有机会做，有决策权的时候，就非常果断地做了。这是他的行事风格。”

    公安厅长地图

    由党委常委或者政府副职领导担任公安厅长，以回应群众对安全和稳定的期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身为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傅政华与王立军这两位近期引人关注的高级警官都具有厅级官员身份。而随着他们两人主持京渝两地公安系统，中国四大直辖市中已有两位公安局长出身刑侦领域。

    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目前所有公安厅长均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最年轻的青海省公安厅厅长何挺出生于1962年，他在2007年就任甘肃省公安厅厅长一职时只有45岁。

    描述这个特殊的高级警官群体，亦能反映当前公安系统的布局与改革趋势。随着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化，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群众安全需求日益增长，“党和国家加强对公安工作的领导，这是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一方面措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系教授匡萃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平均工作经验32年

    根据公开简历，各地现任公安厅长平均年龄为55岁。2010年调任山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局长杨司已被提名为该省公安厅长，但尚未任命，所以本刊截稿时全国共有30位公安厅长。

    其中年龄最大的吉林省公安厅厅长李申学、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江均出生于1950年，今年已到退休门槛。除何挺外还有两位“60后”厅长：1960年出生的宁夏公安厅厅长苏德良，1961年出生的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张越。

    平均算来，厅长们需要32年工作经验才能担任这个职位。新晋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时间最长，为40年。另有10人用了25至30年时间即升任厅长。

    目前警界中晋职的惯例基本与地方党政系统相当，如从副科到正科一般需要3年。但匡萃冶表示，基层公安机关存在明显的压级现象，仍有不少一线民警直到退休还是科员。匡萃冶分析说，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数最多的一支公务员队伍，整体机构大、人员多，职位相对有限。警员在晋职过程中需要更多努力，花费的时间也更多。“随着国务院颁布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的有效实施，这一现象有望逐步改善。”

    晋升最快的当属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徐立全：他1982年参加工作，于2006年就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用时24年。

    徐立全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后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主要在地方团委工作，90年代末开始在宿州任职。2001年起，他在安徽省政府和省委担任要职，2006年兼任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唯一的女厅长是江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任的舒晓琴。她在八九十年代一直在江西地方党政系统任职，2001年从景德镇市委书记调任江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2008年1月开始兼任江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用了31年时间。

    “空降”厅长

    在30位厅长中还有13位与徐立全、舒晓琴一样来自地方党务或行政系统。其余15位警务出身的厅长中有6位来自刑侦专业。

    根据分布，来自地方党务、行政系统的公安厅长多见于广东、湖南、浙江等南方省份。北方地区的公安厅长，比如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北京等绝大部分为科班出身。

    比如最年轻的青海省公安厅厅长何挺，其经历富于传奇色彩：198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毕业后进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1993年开始担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反恐怖处处长。到2002年，年仅40岁的何挺被提拔为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长，兼任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从警期间，何挺先后参与和指导侦破新疆乌鲁木齐系列爆炸破坏案、武汉持枪杀人团伙案、千岛湖案件、1990年广州白云机场劫机案等特大案件，被誉为“反恐怖尖兵”。

    2007年，他走出公安部大院，出任甘肃省省长助理、甘肃省公安厅厅长。一年后调任青海省公安厅。

    匡萃冶说，目前公安系统的地方布局同整个国家的干部政策基本一致，比如“空降”及外地调入的厅长越来越多。2008年7月起，8个月内曾有4个省迎接了外来厅长。

    在另一项统计中，有11位厅长在籍贯所在地任职。

    浙江是“公安厅长大省”---走出了5位现任厅长;其次是山东、河北，各有4位。

    30位公安厅长中超过半数拥有研究生学历，4人攻读过博士学位。不过，大多数厅长的学历来自党校和在职教育。“如同其他部门，公安部门领导也呈现一定程度的高学历、年轻化趋势。”匡萃冶说。

    兼任党政要职显示公安工作重要地位

    按照惯例，地方公安厅长如果是副省级干部兼任的，授副总警监衔。否则为一级警监警衔。

    目前的30位公安厅长中，共有12位身列省委(市委)常委，显示了公安工作在地方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

    据公开报道，这12人中有多位在常委中排名较为靠前。比如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徐立全位列第四，排在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纪委书记等人之前;舒晓琴同样以第四位排在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部长等人之前。

    黑龙江、青海等5省区厅长由副省长或自治区副主席兼任，山东等3地公安厅厅长由省长助理或自治区主席助理兼任。

    3名副省长兼任的公安厅长中，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该省8位副省长中位列第四。公开信息显示，他分管政法及社会管理、监察、信访及涉军事务等方面工作。

    匡萃冶分析说，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央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加强了对公安厅长的领导，由党委常委或者政府副职领导担任公安厅长，以回应群众对安全和稳定的期待。

    对于多位厅长兼任地方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的情况，匡萃冶认为，此举有利于加强武警队伍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武警在稳定工作中、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职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有关规定，武警部队的调动和使用，应当坚持严格审批、依法用警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厅长由省政法委书记兼任一直受到非议：政法委一把手可能通过对另外两个独立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施加影响，从而使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失去应有作用。此弊端在前不久轰动全国的赵作海一案中有充分体现：该案中，商丘市政法委通过协调，直接导致赵作海入狱11年。

    如今，四大直辖市的公安局长中只有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同时担任市政法委副书记。

    其余26个省区的公安厅长中，有14个省区的公安厅厅长未由政法委书记兼任。

    通过公安厅长们的身份变化可以看出，公安系统正日趋规范严整。

    高级警官如何炼成

    张培文说，不少厅级干部都表示非常欢迎有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题学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担负着维护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的重要职责。公安系统高级警官在公安工作中则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主持一方平安的地方公安厅局长们，他们是怎样一个群体，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委员、进修部主任张培文。

    公安厅长无疑属于高级警官。张培文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在全部24级干部级别中，13级以上都可以看作高级干部。在公安系统内对高级干部没有严格界定，基本与地方相当。授衔后，警监以上均可视为高级警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内的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培训对象主要是公安系统厅局级干部、地市级局长。培训对象的级别最低为一级警督。

    “公安机关队伍的性质就是法律性、政治性比较强，这就决定了高级警官的培养任务重心，总是追随中央的新决策，而且跟得很紧。”张培文说。

    政治放在第一位

    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安厅长还要追溯到30年代在延安建立的第二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当时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于是1938年进行了第二期情报侦察干部培训。

    1939年2月第二期培训班开学，学员20多人。解放后，在当年的这批学员中，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杨岗后任四川省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省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省公安厅长。其他人则在国家安全部、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及总政治部等单位任职。

    军队保卫干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安系统高级干部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伊始，公安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新生政权，侦破潜伏敌特。这些部队干部有秘密工作经历、经验丰富，长久以来他们的任务重心就是保卫中央、保卫领导、锄奸锄特。

    随着上世纪50年代裁军，大量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公安系统。地方公安厅长一般对应军、师级干部。在一些培训机构中，这些“老革命”也会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一起学习刑事科学技术等内容，提升专业化能力。

    张培文说，从新中国初期一直到70年代，对公安厅长等高级警官特别强调作风和能力建设，政治放在第一位。原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刘涌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出，“亲临现场，走群众路线，不准使用美人计”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对公安工作的基本要求。

    从大学走出的高级警官

    1978年后，改革开放带来人财物的大流动，社会进入快速变化时期，随着利益目标的多元化，犯罪诱因明显增多。面对剧烈变革，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警务方式的高级警官，特别是负担地方治安任务的公安厅长们，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1983年9月，公安系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张培文认为，整个80年代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相当繁重：法律制度不健全、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较多，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整个“严打”时期，刑事犯罪案件数量下降，但整体上有起有伏，甚至出现过“越打越多”的困惑。

    面对动态社会环境下的流动犯罪和治安问题，公安系统开始反思“打和防”的关系，并在制度上尝试了一系列改革。1985年，公安部要求省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要建立治安巡逻网。1991年11月召开的第18次全国公安会议进一步明确，建立以人民警察和武警为主体的城市治安巡逻制度。从1987年到1996年的近10年间，110快速反应机制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建设。

    为切实提高动态环境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中央和公安系统高层意识到，必须整合公安机关内部资源，实现统一指挥、快速反应。这些能力的提升，首先反应在地方公安厅长等高级警官身上。

    “当时培训已解决不了高级警官的问题，需要从基础层面进行提升，特别是文化教育层次。”张培文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安队伍人才紧缺，“特别需要建立公安系统自身的院校，培养专门人才，提升文化学历层次。”

    在此前的政治运动中，一批长年从事一线工作的老公安被“打倒”或“靠边站”，等到运动结束，有经验、年纪又适合公安厅长等高级职位的干部并不多。

    “后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公安系统的学历教育才提上日程。”张培文说。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各省公安厅、地市公安局开始筹建专科的警官院校，1984年还建立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更高层次学历教育中走出的警员，逐步成为高级警官的新来源。

    张培文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公安厅长等高级警官的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军转干部仍占较大比例，还有从地方党政系统调入的官员，但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安机关工作的越来越多。

    高级警官最关注群体性事件处置

    进入新世纪后，高级警官的学历层次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快速提升。“前几年，在公安系统找研究生还是凤毛麟角，现在多了。近期开设的一个警监培训班，硕士、博士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十几。不少授课老师感叹，这些学员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比老师还要深入。”张培文说。

    高学历化让高级警官有了比以往更加综合的知识结构，在执法决策的把握上更加全面。但是高级警官仍面临着很多新挑战。

    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权利意识的不断高涨，以利益冲突为根源的社会矛盾开始从隐性走向显性，执法机关如何以新思维、新方式应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进行专业化研究、制度化建设的重大命题。而高级警官的思维、理念事关社会矛盾的处理效果。

    “新老矛盾交织在一起。对公安执法形成新挑战，这种挑战集中在高级警官身上，就是要知道如何把握趋势。”张培文说。

    2006年以来，公安部加大了对高级警官的培训，在业务课程设置中增加了不少新专题，比如：依法行政与公共管理、公安信息化、世界警务发展趋势、反恐、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等。

    2007年，高级警官学院举办了首任厅局级公安领导培训班，还在业务课程的设置中增加了一个专题：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最近这些年，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公安工作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去了以后，保护老百姓是一定的。但是冲突一发生，警察被刀枪棍棒一袭击，招架不住了怎么办?靠以往的政策，第一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不能动用武器装备，第三，尽量现场处理。但在今天的形势下怎么解决更好?”张培文说，不少厅级干部都表示非常欢迎有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题学习。

    事实上，这是当下高级警官们最实际的困惑。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没有成文的处理程序，也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基本上依靠自身的临场应变来决策。

    张培文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高级警官的培训都涉及此专题。不过在“群体事件问题处置”的专题讲授中，老师们的说法还是相当谨慎，主要讲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关键是让厅局级领导准确把握当前的社会稳定形势。老百姓的诉求越发多元化，虽然诉求渠道有，但有些并不畅通。”他说。

    高层的思维

    翻开高级警官的培训课程表，本刊记者发现有不少时效性、针对性很强的专题课程，包括新闻发言人课程、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等。很多专题并不是高级警官学院自己设置的，而是公安部党委研究决定的。

    譬如今年刚开设的执法规范化专题班，负责高级警官学院工作的张培文说，执法规范化一直是高级警官培训的内容，今年则要求各地分管法制的公安厅副厅长带队参加。

    “公安机关执法不规范引发了很多问题，这几年办的错案也报道了不少。”张培文说，“培训班只是把公安部党委的决策、工作部署落实到基层。公安部领导都会亲自到现场授课，将自己对执法规范化的所思所想直接交流。”

    值得关注的是，眼下对地方公安厅长等高级警官的培养已不仅局限于国内。近年来，一些高级警官研修班已走出国门。

    在英国，他们发现警方的新闻发言人不仅定期发布信息，而且深入社区，针对一些问题和案件进行调研。而且，英美等国家对于处置群体事件都有一整套经验，包括指挥中心如何设置，指挥官处于什么位置，预案如何应用，后勤如何保证。这样的培训，让厅局长们逐步开始拥有一种国际视野、世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