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政府部门权力扩张冲动

    “疯长”的权力如何修剪？

    半月谈网记者张丽娜、徐宜军在近期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调研中发现，长期以来存在的部门权力扩张问题仍然很突出。如何限制部门权力扩张，成为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一道棘手难题。

    有利可图，沾点边的部门都往前靠

    出现问题，最核心的部门都不担责

    法学专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我们现在有许多制度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我们的公共权力部门只愿意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愿意增加自己的责任。比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当收取奶农费用有利可图的时候，有8个部门争相前往。而当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这8个部门全都推掉了自己的责任。到底谁管理奶农，没有一个部门担负责任。

    对于现代政府而言，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政府是没有自身利益的。然而，目前政府自己身上纠结了太多的利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市长张晶川说，一些政府部门考虑问题还不能完全从公共利益出发，往往更看重部门利益，有利益的事抢着干，没利益的事推着干，严重影响服务质量，甚至破坏发展环境。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是市场经济，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的利益驱动比传统体制更直白，更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直观地表现出来，也就是部门利益主体行为正在“显性化”。

    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问题也一再引起关注。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80%的地方法规草案由立法机关委托政府职能部门起草。“草案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其中大多是处罚内容，对政府部门的约束条款少得可怜！”张先生曾经旁听过某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草案)的审议，法规起草部门的利益膨胀令他印象深刻。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起草的法规草案，习惯于站在本部门立场上看问题，过分强调本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同时减轻甚至规避本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忽视对被管理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认为：“政府职能部门既是法规起草者又是同一法规的执行者，双重身份，造成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难以避免。”

    要想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转变地方法规草案起草的工作方式势在必行。如何变“部门立法”为“开门立法”，保障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两不误，各地在不断探索和创新。浙江省政府组建立法专家库。40位来自法学、经济学、金融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专家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浙江省法制办和有关部门在进行立法调研时，尽可能吸收专家参与。对一些重要的、专业性较强的立法项目，采取委托立法研究、委托立法起草的方式，请专家提出立法研究报告和立法草案建议稿。

    重庆市宣布在全国率先试行“政府立法回避制度”，实施立法项目委托招标起草。河南省洛阳市规定，采取招标的方式起草指定法规草案。规定凡该市行政区域内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律师事务所以及法律专家、教育工作者，均可以单位名义投标起草《洛阳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代拟稿)》。

    北京奥东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认为，律师作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站在中立立场的法律工作者，在立法上具有利益相对中立的特点。由律师起草法规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避免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起草而引发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

    “政府权力归位最大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以及权贵资本扭曲行政权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政府权力归位最大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以及权贵资本扭曲行政权力。”常修泽以住房为例指出，政府在其中涉利过深、获利过重、留利过大，有形之手干预存在着过重、过深的情况。当前，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包括“进”“退”是有原则的，但是近年来国有资本却出现了不合理的扩张倾向，比如竞争性比较强的房地产行业，近来国有资本进入较多，在一些城市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传奇。

    常修泽强调要实现政府权力归位，需要克服政府部门与公共利益“争利”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建设费用开支比重仍然不小，而经济建设性支出也需要具体分析，其中有属于公共性支出的，但也有一部分属于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政府不应该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在这点上，要分清存量和增量。对于存量，虽然不宜激进式退出，但增量部分不宜再按惯性进入，搞所谓“新国有化运动”。下一步应该确保新增财力投向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环保以及安全方面。

    30年前政府无法可依，30年后部门有法不依？

    据统计，80%违法用地面积的使用主体是政府，其中许多行政行为侵犯了群众的权益。徐显明说，法治型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府没有法律的授权，就不得行使权力，但是现在政府部门乱作为的现象非常普遍。服务型政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法治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政府的法治化程度，不应该丧失在2012年建成法治型政府的目标。他说，30年前我们无法可依的局面，现在已经基本被打破。如何解决有法不依，成为目前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问题。

    自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政府法制工作不断拓宽，任务不断加重，要求不断提高。“《纲要》发布实施已经多年，完成《纲要》确立的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国务院法制办原主任曹康泰如此表示。

    截至去年，国务院法制办已经分别与湖北省政府、广东省深圳市政府、重庆市政府签订推进建设法治政府方面的合作协议。国务院法制办有关领导就表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有必要在有条件、有积极性的地方先行先试，积累经验，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步伐。

    国务院法制办还在酝酿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包括8项一级指标、50项二级指标和187项三级指标。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认为，通过建立和实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政府和政府部门进行考核和评价，有利于全面掌握依法行政工作的进展情况，准确评估法治政府建设的状况和水平，检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总结经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