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消费观 ■高金平,22岁,潍坊人:“我觉得一样东西贵不贵,要看它有多大的作用。如果是真正能用得上的东西,哪怕就是要花一年工资,也是值得的。” ■陈雪,21岁,潍坊人:“我现在吃和穿上花的不算多,每月开销的一大半是花在玩和用上,今年我买的‘大件’有电子表,还配了一副隐形眼镜。” ■侯小明,29岁,城阳邱家女姑人:“我主要的钱都花在培训 ■邓文远,黄岛人:“我平时不大花钱,生活非常节省,主要是想攒钱买房子,现在城阳的房子都到了5000多块钱了,我不尽快攒出首付来,以后买房子更难了。” ■徐盛,临沂人:“我最近花钱方面就一个计划,准备买个新手机,现在的这个手机是个山寨的,用起来有点掉价了。” ■宋华波,胶南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把钱都花哪里去了,反正是一个月两千块钱到月底就剩不下多少了。” ■周红玉,22岁:“看瑞丽,上面的衣服、首饰都很漂亮,原版的当然买不起,可现在仿制品又便宜又好。” ■高峰:“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反正我喜欢的明星怎么打扮,我就照着葫芦画瓢,我感觉这样挺好的。” ■陈娟:“我会选适合自己的,而且还不能太贵的,我特别喜欢发卡,最贵的有80多元呢。” 消费力提高是好是坏? 城市生活中角色越来越重要 像崔秀红一样,千千万万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当作一份永久性职业,而是作为挺进城市、改头换面的跳板。“他们的职业预期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这就客观导致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呈现出不安分、不稳定的群体特征。”对于这一现象,青岛团市委秘书长李伟波认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是一种积极的动力;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力供给不稳定是巨大隐患,“这需要政府和社会正确引导,同时企业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让青年农民工干住、干稳自己的工作。”青岛社会科学院李炜研究员也欣喜地发现了这一变化,李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工消费力提高,本身对城市发展有着良性的促进效应。与他们的前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再单纯的以攒钱——寄钱——攒钱的资金移动方式呈现,他们也已成长为强而有力的消费群体,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引发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 正像专家学者所言,农民工消费力的提高本身对于所居住城市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但同样也是一把锋锐的双刃剑,在缺乏科学的消费指导情况下,青年农民工往往会出现盲目消费、透支消费的情况,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首先,不少青年农民工在经济贪欲的驱动下,走上犯罪道路。其次,因为城市并未给农民工子女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农民工二代”中的一部分缺乏学校教育,进而成为犯罪率较高的群体。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已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1%,上升到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事实显示,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人心态。他们无法或不愿回归农村,又在城市承受着强烈刺激和生活反差,这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