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万只熊被活体取胆 留创口永不愈合(图)

黑熊OLIVER在途中病情恶化，兽医不得不在卡车里为它做了胆囊摘除做手术。供图/亚洲动物基金

 被囚禁的熊。供图/亚洲动物基金

山东省文登森保养熊场。供图/亚洲动物基金

    取胆熊的归宿

    残忍的活熊取胆，一次又一次地拷问着人性的底线。目前中国仍有近万只熊，正在每天“生产”胆汁，这些熊被终生囚禁在铁笼中，腹部留着永不愈合的创口，以供

    山东最后的熊场

    一只黑熊刚刚被医生麻醉，正四角朝天躺在地上，亚洲黑熊的标志——胸前一弯白色月牙状的白毛，优雅地展示给围观的人，同时，它腹部溃烂的创口，也残忍地暴露出来。

    医生用电动剃毛刀剃光了创口周边的黑毛，创口的样子让人不敢多看：黄色和绿色的脓液，弥漫在一根筷子头大小的管子周边，管子露出腹部大约三四厘米，体内的一截则直接通向黑熊的胆囊。医生来自四川龙桥黑熊救助中心，她们见过太多取胆黑熊的创口，所以很容易看出，这根管子插在黑熊的腹部已经很多年了。这些看上去脏兮兮的液体，有的是创口感染化脓的产物，有的则是黑熊的胆汁。

    围观的熊场工人一点也没有对这样场面感到震惊，他们用文登方言闲聊着，神态仿佛欣赏大戏。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些熊从未走出牢笼，在给熊取胆的时候，工人们早就熟悉了每一只熊腹部永不愈合的创口。

    森宝熊场位于山东省文登市的郊外，尽管位置偏僻，但远近闻名。上世纪90年代，一家东北人创建了这个养熊场，那是熊胆市场最为红火的阶段，顶峰时期熊场有取胆熊20多只。

    正在给黑熊体检的医生，来自挪威、英国、美国等国家，她们都属于“亚洲动物基金”，救助中国取胆熊，是这家注册在香港的非营利组织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亚洲动物基金”在成都市郊龙桥镇，建了一座黑熊救助中心，森宝熊场全部10只取胆熊，将在接受体检后，启程前往2000公里之外的黑熊救助中心，这是“亚洲动物基金”第三次跨省拯救取胆熊，也是迄今为止长途救助取胆熊数量最多的一次行动。

    熊场工人王青芳(化名)，也一直在围观的人群中，但她始终没有明白，这些外国人千里迢迢把黑熊接到四川去，为的是什么。“在俺们这儿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不知道去那边能不能吃饱，我还担心呢。”王青芳告诉记者，熊场的熊每天喂两顿，主要是玉米粉之类的饲料，与猪饲料类似。黑熊唯一的“营养品”是蚂蚁，当然，喂蚂蚁的目的性很强——黑熊吃了蚂蚁能产更多的胆汁。蚂蚁很贵，不到万不得已，熊场主是不会给熊喂蚂蚁的。

    关熊的铁笼，一字排开放在一排平房里，笼子下方的水泥地上做了一条渠，方便工人打扫熊的粪便。平房建了十多年了，年久失修，一只熊笼上方的天花板，欲塌未塌，被两根铁棒支撑着，但最终还是在熊们将要离开的这一天，塌了下来，所幸没有砸到笼中的黑熊。

    “不疼，就跟病人接导尿管是一样的，拿个袋儿往管子上一接，一会儿胆汁就流出来了。”即使眼前黑熊腹部创口流着绿色的脓液，王青芳也不承认取胆会给黑熊带来痛苦，在她看来，取胆熊的命运，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样悲惨。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熊就认吃的，给它吃点儿，它就不动了。” 关于取胆，熊场工人觉得很简单，一位50多岁的工人告诉记者，熊场的取胆熊身上勒着“背心”，取胆的时候，工人用棍子穿过背心后面的铁环，把熊固定在笼中，熊就动弹不得了。再加上食物的引诱，取胆在工人们看来并不困难。

    熊舍一角堆放着铁“背心”，给取胆熊穿“背心”，曾经被国家主管部门命令禁止，尽管工人们对使用“背心”的时间语焉不详，但从熊腰腹处黑毛被挤压的形状看，这些熊很可能在不久以前，还穿过“背心”。

    一只熊一般每天取胆一次，取胆的次数和量，取决于熊胆制品的销售情况和熊的身体状况。一位工人指着被叫做“大黄”的棕熊说，过去每天从“大黄” 身上取胆一斤，到去年年底之前，“大黄”一直在“生产”胆汁，它是熊场里体格最大的一只熊，也是“生产”能力最强的一只，而其他四五只熊，几年前就不再取胆了，原因是“不出胆”。

    “亚洲动物基金”的朱柯介绍说，长年取胆，给取胆熊带来严重的疾病。在龙桥黑熊救助中心，取胆熊最常见的疾病，都发生在肝脏和胆囊。胆汁是由肝脏生成的，取胆熊的胆囊因长期取胆而发炎、形成肿瘤，进而引发肝脏病变，最终不再分泌胆汁。这样的熊在养熊主看来，就是无底洞一样的负担，当它们不能为主人创造财富后，它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在病痛中苟延残喘直到死亡。

    1998年，一家当地人接手了森宝熊场。文登及文登所隶属的威海市，有很多韩资企业，熊胆制品主要的客户就是这些外国人。“太贵了，当地人买不起。”熊场工人说。最近几年，一些韩资企业人员撤出中国，再加上海关加紧了对携带熊胆制品出境的限制，熊场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

    如果没有救助机构接手，森宝熊场的这10只熊，不会有更好的命运，它们中仍能够“生产”胆汁的熊，很有可能再被贩卖到别的熊场，继续痛不欲生的生活。

    在“亚洲动物基金”创建人谢罗便臣看来，跨越2000公里的救援行动，意义不仅在于结束这10只熊的悲惨命运，更加重要的是，森宝熊场是山东唯一的合法熊场，带走这10只熊以后，山东就会成为又一个无养熊场的省份，这对于限制活熊取胆行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救助到禁绝

    “你们享福去吧。”丁福刚(化名)两手揣在胸前，有滋有味地看外国医生给一只熊做体检。丁福刚是熊场场主的朋友，过去没事儿的时候，常常溜达来看笼子里的熊。正如丁福刚所说，在中国近1万只取胆熊中，它们是10只最幸运的熊，接下来，它们就要“享福去了”。

    4月19日，两组医生对10只熊逐一体检，一共持续了12个小时。每一只熊先被麻醉，然后进行全身体检，包括血液化验和内脏的B超检查。检查结束后，熊被装进专门的运输笼内，等待苏醒。

    醒来时，被长期囚禁的熊显然没有适应日光下的生活，面对饲养员送上的苹果、梨，也感到陌生。一只熊先用鼻子闻了闻，舌头舔了舔，随意地嚼了几块，但看上去兴趣不大。饲养员解释说，很多取胆熊刚刚得到救助的时候，都像这样不适应。有一些熊被送到龙桥黑熊救助中心后，第一次踏上草地时，竟然有些惊恐，小心翼翼地踩一踩，才敢真正走上去。

    长年囚禁在狭小铁笼中的取胆熊，不仅身体上孱弱，精神上也往往很不健康。很多熊前额上有多处白色的老茧，高高地从黑毛中突出，这是它们长年用脑袋摩擦铁笼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取胆熊，都有不停摇晃脑袋的动作，这样的状态被叫做“刻板行为”，实际上是精神疾病的一种症状。熊是凶猛的野生动物，按照天性，应该生活在树林里，当它们被囚禁，并且每天遭受取胆的折磨后，精神的压抑可想而知。

    对于取胆熊来说，龙桥救助中心可谓是“天堂”。龙桥救助中心创建于2000年，目前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取胆熊救助机构，前后共有近300只熊来到这里，目前存活的仍有176只。在救助中心里，每一只熊首先会得到专职医生的治疗，等身体康复以后，它们就可以在室外草地上玩耍，草地上有玩具、树林和伙伴。每天熊的食物是狗粮、水果等，它们必须服用的药物，也被拌进蜂蜜水里。

    尽管条件“优越”，但很多被救助的熊却没有机会享用。被送到救援中心的熊，绝大多数因为长年的取胆而疾病缠身，有的刚刚送到救助中心，就死亡了。“2008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里死了11只熊。”

    救助中心设计的救助能力是340只熊，与中国现有的近1万只取胆熊的数量相比，这样的救助的方式，显然不可能改善所有取胆熊的生存状况，当然，这也并不是救援中心创建人谢罗便臣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关闭所有的养熊场。”

    要达到这个目前显然是不容易的。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中国现有法规允许对黑熊进行经济开发，不管是养熊取胆，还是熊胆制品市场的存在，都是合法的。所以，谢罗便臣的“武器”，只能是靠改变公众和官方的观念，一边让公众拒绝熊胆制品，一边让官方收紧对活熊取胆产业的限制。

    “亚洲动物基金”的黑熊救助行动，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与养熊业的主管部门林业部门的合作关系，在谢罗便臣的影响下，一些政府官员认同了她的观点，承认活熊取胆是一项过于残忍的行业。

    这一点对于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说，至关重要。主管部门掌握着熊场的信息，如果有熊场经营不善或者其他原因，希望将手上的取胆熊“脱手”，官方工作人员就会把信息告诉黑熊救助中心。这样，养熊户乐于找到“下家”并能获得一定的补偿，而救助中心也获得了他们救助的对象。

    目前生活在龙桥黑熊救助中心的大多数取胆熊，来自四川省境内的养熊场，它们都是通过上述的方式来到这里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有40多家熊场把取胆熊送到救助中心后，彻底停业并交出了养殖许可证。

    在顺利救助了200多只取胆熊后，谢罗便臣认为，有必要让拯救黑熊的观念，传播到更多地区，并逐步地实现禁绝养熊业的目标。

    2009年底，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香港亚洲动物基金会联合发起“无取胆熊养殖场”省际联谊活动，一共有18个省份的林业部门以文件或公告形式明确重申，本省(区、市)不再批准以养熊取胆为目的的各种养熊项目。

    作出公开承诺的这18个省(区、市)中，有一些从没开展过取胆熊养殖活动；原北京市林业局于2001年发出文件，在全市范围停止了取胆熊养殖活动；天津和甘肃等省份在几年前经过清理非法养殖活动，也实现了无取胆熊养殖目标。这18个省(区、市)是：北京、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贵州。

    因为有了这次承诺活动，黑熊救助项目有了明确的目标：让更多的省份成为无熊省“俱乐部”的一员，让活熊取胆行业逐步萎缩。森宝熊场10只取胆熊获得救助以后，山东成为又一个无熊省，谢罗便臣认为，这样的消息对于公众和官方来说，都有深远的影响力。

    一定需要熊胆吗？

    人工养熊及活熊取胆的技术，最早是1980年代由朝鲜人发明的，由于地缘接近，东北是中国最早开展活熊取胆的地区，也是目前为止养殖取胆熊规模最大的地区。到了1990年代，活熊取胆从东北扩展到全国很多省份，成为一种发家致富的经济产业。

    尽管活熊取胆为养殖户创造了经济收益，但残忍的取胆方式，还是让大多数人不能接受，活熊取胆很快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一些动物保护组织也开始参与对取胆熊的保护，并呼吁政府彻底禁绝这一产业。

    但另一种声音对活熊取胆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熊胆制品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只要尽量改善活熊取胆技术，就应该保留这一行业的存在。当然，谢罗便臣不认可这样的观念，龙桥黑熊救助中心用详尽的调查报告证明，从圈养熊身上获得的胆汁，并不像商家所说的那样对人身体有益。既然使用熊胆制品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么这个市场就不应该存在。

    龙桥黑熊救助中心2007年发布报告，在救助中心因病死亡的取胆熊中，37%死于肝胆系统的癌症，医生推测癌症的发生，可能与取胆引起的慢性炎症、感染有关。这意味着，消费者购买的熊胆，很可能来自一只病入膏肓的熊，而且它患病的器官，正是分泌胆汁的肝胆系统。如果是这样，胆汁的卫生状况和所谓 “药效”，着实让人担心。

    尽管熊胆具有药用价值，但并非不能够被其他中草药替代，很早就有中医研究者提出，一些中草药完全可以用来替代熊胆。在传统中医学里，熊胆以苦寒之性，被用于清热、解痉、明目、护肝、驱虫，在中医传统文献中，多种草药也有同样的功效。比如蒲公英、野菊花等。从这个角度说，使用熊胆制品不仅是不应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说服公众放弃使用熊胆制品，也是“亚洲动物基金”推动禁绝活熊取胆行业的一个手段。今年2月，成都市33家药店加入了“治疗无伤害”活动，这些药店把“本店不售卖熊胆制品”的大幅海报挂在店门口，一些药店拿出熊胆制品存货当街销毁。

    残忍的活熊取胆仍然存在，但人心的觉醒却总能给禁绝活熊取胆的历程带来希望之光。21日，因为修路堵车，装载着10只熊的车队被困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的高速公路上，绵延20公里的大型货车长龙，把运熊车死死地夹在中间。

    医生们检查熊的身体状况时发现，一只黑熊一路上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而且体温很高，医生估计它已经有30多岁，医生们判断黑熊体内一定有严重的炎症，需要紧急手术，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这只熊很可能坚持不到车队到达龙桥救助中心的时刻。

    无奈之下，“亚洲动物基金”的工作人员想到与交警沟通，希望交警能够帮助他们把病熊送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让随队的兽医给熊实施紧急手术。工作人员找到正在执勤的交警，说明情况。让他们意外的是，警察丝毫没有犹豫和怀疑，非常同情病熊的处境，马上表示可以帮助他们寻找最近的医院。

    警车带领装着重病黑熊的卡车，驶入专门疏通的“绿色通道”，东拐西绕，找到了一家小医院。警察在路上提前联系好医院的负责人，车辆到达的时候，医院已经准备好了手术需要的氧气、手术灯等等。

    “给我们带路的警察需要回到高速公路继续工作，我们的手术是在室外进行的，当时围观的当地群众很多，为了不影响手术的进行，交警还联系当地派出所警察，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因为得到警察的接力帮助，重病黑熊迅速完成了手术，平安到达龙桥黑熊救助中心。

    我的目标？当然是关闭所有熊场

    英国人Jill Robinson 有一个“别扭”的中文译名——谢罗便臣，这是按照香港的习惯翻译的。谢罗便臣在香港生活了25年，她之所以创建“亚洲动物基金”，完全是因为与一只黑熊的 “缘分”。

    1993年，谢罗便臣跟随导游参观广州郊区的一家养熊场，她不经意间独自走进了养熊房。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黑暗里，几十头黑熊被关在无法转身的小笼中，它们的胆囊处都插有一根金属管，上面满是胆汁流出的痕迹。因为剧痛，这些熊拼命用头撞着笼子，发出一阵阵的低吼和咆哮。

    突然，谢罗便臣觉得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一回头，竟是一头母熊从笼里伸出前掌搭住她的肩。本能地，谢罗便臣一下子握住了熊爪，母熊也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心。对视中，“它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5年后的1998年，谢罗便臣在香港正式创办了亚洲动物基金会(AAF)。同年，因为在动物保护方面的贡献，英国女王向她颁发了“帝国荣誉勋章”。

    长期生活在香港的经历，让谢罗便臣学会了一套东方式的做事哲学，她不喜欢“激进”，并深信人性的善意终会被唤醒。尽管谢罗便臣不愿多谈如何与官方打交道，但可以想见，对于如何在官方、养熊户和公众之间保持平衡，她已经相当在行。

    《新民周刊》：拯救黑熊计划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谢罗便臣：当然是关闭所有的熊场，让更多的熊过上更好的生活。

    《新民周刊》：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谢罗便臣：其实，现在目前国内每年生产7000公斤熊胆，但消费只有4000公斤，有大量的熊胆是被囤积的。我们建议政府能够在5－10年内禁止养熊业，我们会跟养熊户联手，一起让这个行业走向终结。

    《新民周刊》：这次你们从山东接走了10只熊，与大规模的养熊场相比，数量并不多，这样的行动更多的是社会影响上的价值吗？

    谢罗便臣：是的。这是山东最后一个养熊场，关闭它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并且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比如媒体，这个过程可以告诉大家，取胆熊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它们被囚禁在笼子里，有的有10年以上的时间，这是非常残忍的。

    《新民周刊》：问题是，你们救援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有那么多取胆熊，你们不能把所有取胆熊都送到救助中心去。

    谢罗便臣：救助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因为如此残忍的养熊行业，不仅会残害很多熊，而且对人的健康也没有好处。除了救助中心，我们给政府很多选择，比如我们希望可以跟养熊户合作，给熊更好的生活条件，比如让熊可以经常到户外活动，有足够的水和食物，有比较舒适的地方，像我们救助中心一样，让一些熊可以群居在一起。

    《新民周刊》：说服养熊主改善熊的生活环境应该很难吧？因为这会增加他的成本。

    谢罗便臣：对，这是很有挑战的。我们会与政府和养熊户讨论成本的问题，也会向国际社会进行呼吁。我们不会直接补贴给养熊户。我们认为解救取胆熊，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动物福利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每个人有关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只是去游说政府，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你们怎样决定去哪些熊场去救助取胆熊？

    谢罗便臣：我们都是与政府合作，政府决定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去救助的。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是说服消费者不要使用熊胆制品更加困难，还是让政府部门改变对活熊取胆行业的看法更困难？

    谢罗便臣：这两个都是很难的。面向公众来说，公众的反应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积极的，而政府有自己的做事原则。我们与政府合作有很多年了，我们有很好的政府方面的合作伙伴。

    《新民周刊》：熊胆制品市场是否已经在萎缩呢？

    谢罗便臣：事实上我们不清楚中国市场的情况，但我们知道中国仍然存在非法的黑市，让熊胆制品流向东南亚国家。这些年养熊户的数量在下降，但取胆熊的数量可能还在上升。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要求养熊户不要开展熊的繁殖。

    《新民周刊》：你在中国从事动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经20多年，你能感觉到中国的公众在动物保护方面观念的改变吗？

    谢罗便臣：是的，改变了很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活动的信息，被看作非常敏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帮助我们传播动物保护的观念，就像今天这样的救助活动，吸引了很多媒体。这样的传播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活熊取胆这个行业真正的面目。（记者黄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