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难立 到了我就业的时候,我想我会去深圳,最好是去外企,那里将是年轻人的乐土,没有等级,不会论资排辈,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认,我轻蔑诸如机关干部这样的工作,毫无激情,旱涝保收,清闲安逸,不思进取。 ——赵雷2005年接受校报采访 千军万马,真正是天下第一考。我不灰心,不放弃,也许再过几十天,我就会成为人人艳羡的公务员。从此,我的生活将没有 ——赵雷2009年个人微博 赵雷的故事有些折腾。2006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仰慕已久的特区深圳,在一家著名IT企业工作,月薪7000元。两年后,他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并经历了一次惨败。2009年,他再度报考。而其向往的家乡国税局某科室的职位,有1000多人与之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仍积极备考并充满期待,把周末时光都献给了形形色色的“公务员考试强化班”,如同当年考研考托一般,披星戴月。 对比他在2005年和2009年说过的两段话,无异于天翻地覆。仅仅3年时间,这个生于1982年的湖北人彻底扭转了人生观和价值观。问及报考公务员、向往“体制内”工作的缘由,他的回答直白而真实:“我觉得自己一无大志,二无贪念,说难听点就是很容易满足,对生活缺少追求。”他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理解是:所有的“体制外”其实都在“体制内”;所有的“体制外”又都存在风险,催生人的恐惧,而“体制内”则恰好相反。 赵并不是从“体制外”回归“体制内”的孤例。根据官方统计,公务员考试近年来持续升温,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达146万余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余万,平均报考比例达93:1。而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国际司达4224:1,厦门海关达3443:1,中国科协为3377:1。在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的10天时间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的报名系统极其拥堵,几次出现崩溃,根本无法登录。 而地方省区市直至最基层的公务员岗位,竞争难度也丝毫不逊于中央国家机关。2009年,报考安徽省公务员人数达11万,甘肃省10万,江苏省近19万,大部分职位的招录比例都在几百比一。 刚刚从意大利伯克尼大学学成归国的金融学硕士陈凯文现在也把外管局、银监会等作为自己的就业选择。而他当年出国的理由,是为了能够更容易地进入投资银行、私募、券商等资本运作机构工作。1986年生于贵州铜仁的他觉得,“80后”一代是中国人到达富裕的初级阶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1990”的过渡阶段,还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变革阶段,“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较量,所以总害怕失去现有的,害怕不再平静。” 于是,针对“80后”一代热衷“体制内”的安逸、缺乏冒险精神的行为,不少生于“80”前的知道分子开始按捺不住了:本以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为新的,未料他们的“奋斗”,也只不过要在被市场喂养长成后,再来分一皿庙堂里的胙肉。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对如今“80后”回归体制内的行为颇有些兴趣。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说,“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是被档案、级别、户口折腾得够呛的年代,脱离了体制你就感到无比轻松和快乐。根本原因还是那个时候在‘体制内’的人多,到‘体制外’的人少。”冯仑说,这像极了“围城”,到了“体制外”多的当下,年轻人反倒对“体制内”趋之若鹜了。“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冯仑是1977级的大学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体制外”的仅8人;赵雷是2002级的大学生,全班50人,“体制内”就业仅2人。 “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就是枷锁,选择就是恐惧。大家开始害怕自由,因为不愿承担责任、承担压力。‘体制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80后’所假想的安全岛。”冯仑有些同情“80后”,他深感这代人的不易:“我们当年可以推卸责任,把所有的困难推向了单位。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将处境的喜忧归结为能力或者运气,别无他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倒不认为这是件值得讨论的事儿。他觉得,不要去担心什么,不要去批判什么,甚至都不需要去关注什么。“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80后’垮不了的,他们走个弯路也好,摔个跤也好,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也好,让他们去。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社会啊。” “80后”集体进入社会的这10年,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10年,它们径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个个体。谋生的艰难,独处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远,生态的残酷狰狞,氤氲散开。 江佳伟说,他还没有相信,就已经开始怀疑。范继辉说,梦想也许不至于破碎,但终归是要改变。陈凯文说,我们怕落差,怕边缘,怕失去,怕卑微;我们的爱如此盲目、缺乏、虚伪、不深刻、被煽动。这一切将归结于我们所处的过去和现在。赵雷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机会太多,扇扇大门都在敞开;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并没有几扇门你能够坦然地走进去,看它的风景。 2010年,是“80后”开始迈入30岁的元年。也许,“三十而立”的古话,将会被“三十难立”取代,并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