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绝不能为追求轰动乱“放炮”

    【人物小传】

    刘志仁，男，1945年生，九三学社成员。2003年8月受聘为国务院参事，现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员会主任。人物肖像：马国英绘

    跟刘志仁聊天，几个回合，便能勾勒出中国农村一幅活生生的画卷。

    中央一号文件和统计局发布的农业数据是他的两大“宝贝”，从不离身。带着热情、激情，刘志仁奔走乡野间，几十年如一日。

    建言献策

    慎之又慎不能“一言误国”

    每周二例会，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每周四分组会议，讨论调研题目。刘志仁坦言，自己的工作重心早已是参事工作，他也乐于将书斋里的研究与农村的火热实践相结合。

    记者：您说“使命光荣”，光荣何自？

    刘志仁：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先后参与过多个参政议政事务，但是，参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性的政策咨询，而是决策咨询。我总结了参事工作的几个特点：参事位置超脱，不参与利益、不担心官位；参事以个人名义建言，不受任何阻滞，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也能保证真实性；参事一般选择全局性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建言；常态化的“直通车”能保证参事将建议直报高层，并有机会与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对话。

    参政议政必须先知政，建言献策首要的是知策。我们有第一时间知政知策的独特优势，就必须不辱使命。古人说“一言兴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有一点是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能“一言误国”，处在这个位置，出一个馊主意就意味着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必须慎之又慎。

    因而，参事绝不能为了追求新闻轰动效应和个人名利而乱“放炮”，而应以参事视角、思路和语言阐明见解、坦诚建言，为解决国家经济社会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出谋划策，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

    扎实调研察农情

    不能抱着电脑编说法

    刘志仁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熟悉的人都知道，他三句话不离农事，浓浓的“三农”情结溢于言表。

    记者：看您的建言题目，大多与“三农”有关。

    刘志仁：国务院参事共有50多位，按各自专业分成10个组，我所在的农林发展组主要担当“三农”领域的调研和咨询工作。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组织化程度低，代言人不多，他们有许多苦衷和诉求，渴望通过一定渠道反映上去。国务院参事就是要“上通国务院、下连草根民众”，要真正倾听农民的呼声，成为他们与中南海沟通的桥梁，多为他们办些实事。

    记者：印象最深的调研是哪一次？

    刘志仁：前年5月份重走小岗村的调研。农村改革30年辉煌自不待言，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我们决定去农村改革发源地寻找答案。国务院参事和安徽省政府参事联合组成了16人的调研组，一下扎进了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小岗村和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小井庄村。

    3天时间，我们密集走访了139个农户，与农民促膝谈心，那种畅所欲言的气氛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温暖，村民们毫不保留地将实情和苦衷交给我们。

    这份访谈记录叫《安徽农村调查》，厚厚的一大本，可以说原汁原味。我给你念一段：“粮价太低了，城里人喝一瓶矿泉水几块钱，喝不完就扔了，吃一根冰棍也要几块钱，但我们辛辛苦苦种一斤粮食卖不到一块钱，太不公平了！”这是一个叫董广爱的村民向我们口述的内容，我们照实录下，向上反映。

    这份特殊的建议案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而对于农民的许多要求，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后来的一些政策文件中都作出了回应。

    记者：怎么才能听到农民的实话？

    刘志仁：很简单，俯下身子，平等交流。现在有一种浮躁的风气，没有实打实的调研，抱着电脑编说法。

    其实你的东西是不是经过认真调研才拿出来的，明眼人一眼便知。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农村改革的所有答案都在农村、在农民的话里和行动上，包干到户还不是农民率先实践，最后追认的吗？

    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没有自己固定的联系点，很难便捷地获得一手资料。这么多年来，我也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源，从普通农民到村干部、乡镇干部、县干部、地市干部……很多信息都是从这个资源网中获得的。

    全球视野看“三农”

    引进“洋”的不能湮没“土”的

    1990年，刘志仁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日合作研究，后拒绝日本多家研究机构高薪挽留回国。去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提出，参事“要具有全球视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刘志仁深以为然。

    记者：调研过程中，感到最忧虑的事是什么？

    刘志仁：还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农村改革的一大缺憾。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100%，因为那时候有人民公社，但那样的组织显然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我们抛弃了这种形式，但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形式，虽然说“双层经营”，但实际上农民的生产生活一直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我认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事关农民权益保障和社会稳定。

    记者：如何寻找解决之道？

    刘志仁：这就需要总理提出的“全球视野”了，当前我们面临许多难题，需要认真研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解决难题找到一些路径。

    而现在我们引进外国经验不少地方存在盲目性的问题，想着趋利、不考虑避害，引进了“洋”的，湮没了“土”的。事实上，许多参事都有较丰富的涉外阅历，有的曾经在国外工作过，绝大多数到国外考察过。而且参事年龄都比较大，社会经验比较多，看问题的角度可能跟年轻人的角度不同，遇事能够冷静思考，起码不会头脑发热，因此提出的分析和建议会更客观、更实际。记者　刘维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