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台长夫妇棒杀儿子 十年前就想杀他(组图)

张晓宇家大门紧闭。

    21天记录

    ◎2009年12月16日 晚饭后，张黎吃下最后一片“舒必利”。这种治疗间歇性精神分裂症的白色小药片，张黎每天都要吃下两片，早晨一片，睡前一片；

    ◎2009年12月23日 傍晚，张黎与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声音，甚至“连楼下的超市里都听得清清楚楚”，随后，这争吵声总是会在每天的傍晚准时传来；

    ◎2009年12月

    ◎2009年12月29日 下班后，张黎所在的临沧市交警支队领导，第一次与张黎的父亲张晓宇谈话，建议张晓宇带自己的儿子“去检查一下”，因为他的行为“越来越不像正常人”；

    ◎2010年1月3日 清晨，张晓宇一夜未眠，在起床后他跟妻子温秀萍第一次提到“一了百了”，他建议“杀掉他算了”。这个“他”，正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张黎；

    ◎2010年1月5日 凌晨3点半，张黎被张晓宇夫妇杀死在自家的客房内。警察后来在现场找到了作案工具，一根长约1.5米，杯口粗的木棒。上面满是血手印。张晓宇后来说，他们杀死儿子，是因为已经无法承受儿子精神病史即将暴露所带来的压力。

    台长夫妇弑子背后的临沧精神病人生态图谱

    “比精神病更恐怖的是歧视”

    这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

    父亲为了“救赎”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同自己的妻子，对儿子痛下杀手——他们不想自己年老之后，儿子没人照料，他们更不想让儿子的病情“路人皆知”。

    这次“救赎”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毁灭。儿子死了，夫妻深陷牢狱。他们面临的，很有可能将是极刑。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对父母的做法，仅仅只是为了“帮助儿子解脱”，在惊愕与质疑之后，众人开始探寻这起恶性案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有无数的精神病患者家庭，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面对着周围的歧视，在别样的眼光中艰难的生存，来自外部与自身的压力，压垮的，不仅仅是精神病人，还有精神病人身后无数的家庭。

    现状

    精神病人歧视下生存

    1月11日，冬日的临沧在太阳的照耀下温暖如春。

    就在大约一个月前的2009年12月初，临沧市精神病医院收治了一位由110民警送来的中年男子，该男子是临翔区人，因为在公路上拦车，阻碍交通，被民警发现后和家属一起强行送来。送来后，该男子一直情绪激动，五个人把他强行固定在病床上，给他打了针之后，该男子还大吵大闹。在医生办公室，该男子的妻子，却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她说，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家里出了个精神病。

    究竟精神病患者在临沧的生存状况如何？临沧市精神病医院前院长、61岁的精神病专家陶相龙曾做过一次调查：从市民对精神病的认识上看，认为精神病是一种很特殊的病，达到比较恐怖程度的人占了一半，还有16.1%的人认为比生理疾病更加可怕，很难治好；明确表示当前社会上对精神病康复者有歧视的人多达39.8%，回答“没有歧视”的只占20.4%。

    陶相龙院长说，精神病患者也是人，社会对他们态度如何，他们心中有数，因此会产生羞耻感。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对精神病人使用侮辱性称呼。所以国际上都有专家研究怎么减轻精神病患者的羞耻感。实际上，精神病和艾滋病都名列“最让人有羞耻感的疾病”前几名。

    于是，在中国，精神病，仿佛是一种比艾滋病或者癌症还要恐怖的病症。在临沧当地，无论从官员或是到普通百姓，只要提到精神病这个词语，都会不由自主的表现出恐惧或者厌恶的表情。很多精神病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歧视下生存。

    家属

    难以承受之重

    “精神疾病病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共同为这个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现在，由于社会无法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给予最大的关爱，社会的歧视也依然存在，因此，绝大多数精神病人家属的日子并不好过。想方设法隐藏亲属的精神病史，就成为了他们保护自己最有效也是唯一的办法。”

    于是，在临沧就出现了很多烧病历的病人家属。“很多病人家属，甚至是一些官员，在我给他们患病的家属看完病之后，几乎会全部要求把所有病人资料带走，有的甚至要求我当着他们的面全部焚毁。 ”陶相龙院长说，除了千方百计隐瞒病情，很多的精神病患者家属，他们还有着更大的恐惧，“父母走了，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又有谁来管呢？

    曾有调查显示：如果家中出现有精神病人，被访者认为是家人负担的占44.9%；认为家人有羞愧感的近7成；认为内心羞愧，但不表现出来的，达到38.2%。

    另外，对于家人的精神病情，被访者认为不刻意隐瞒，但也不坦白，有人问就敷衍过去占52.7%；认为肯定瞒着，不让邻居和同事知道的达29.8%。

    陶相龙认为，社会歧视导致精神病患者不愿去医院就医，家属也不向外人承认，这样会令病情被进一步耽误。所以，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况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提醒人们，精神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只是病而已。

    事实表明，越是发达的国家，其歧视程度就越低，相应的同情心会更多。而落后国家则不少人视患者为包袱。而这种歧视会让他们仇恨社会，甚至报复社会。

    专家

    呼唤国家级《精神卫生法》

    “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精神病院接到通知后，将人接到精神病院，没想到最后却招来一场官司，病人家属甚至要求医院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

    有这样一组数据，在1995年对临沧全市的精神卫生普查中，临沧有1%的人群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类疾病，其中教师占到这些数据中的30%。

    尽管这个数据远远要低于全国甚至全省的平均水平，然而陶院长说，在临沧，接受了到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却还不足千分之一。

    陶院长说，尽管目前云南省有自己的精神卫生管理条例，然而却由于没有一部国家级别的《精神卫生法》，造成医疗机构对于精神卫生疾病的投入依然然不足之外，还对于精神病人的收治，没有明确界定。

    精神病的判定太难，有太多的不确定，这样的状况，也就造成了“家属不敢送病人来医院看病，医院也不敢轻易收治病人”这样的现状。

    在谈到张晓宇的情况时，陶相龙院长说，其实他一直都觉得，张晓宇也属于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因为从与张晓宇平时的接触看来，其确实有很多“不太正常的现象”，而且根据其初步判断，张晓宇应该有着明显的“偏执型人格”。不过因为在目前中国的相关条件下，对精神病人进行诊断或治疗，需要其监护人或直系亲属的允许才可以进行，因此在张晓宇家不提出来的情况下，他也不好贸然把自己的观察或诊断说给家属和当事人。

    在提到张晓宇精神出现问题的原因，陶院长说：“张晓宇夫妇自己都很歧视精神病。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竟然也是因为他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面对这样的情形，捂又捂不住，治又治不好。最后他们被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压垮，最终走上了绝路。”

    而面对目前已经发生的惨剧，陶院长说：“如果有一部法律能够有更为详尽的规定，那说不定我可以提前对张晓宇进行诊断治疗，那这样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