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住官员的“手”治本之策何在

    管住官员的“手”，治本之策何在？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王彦军认为要从思想、制度、惩治上切实解决想收、能收、敢收的问题

    新闻背景据11月11日《重庆时报》报道，今年重庆不仅查处了129个“小金库”，也对各级领导干部收取礼金等不正之风进行了专项整治。重庆市纪委11月10日透露，今年1月至9月该市各级领导干部1080人上交礼金和有价证券957.4万元。

    今年1月至9月，

    记者:有人认为重庆官员上交“红包”，是反腐败的一大成果。但也有细心的网友算了一笔账，1080位官员已上交“红包”957.4万元，每人平均就有8864元，已经达到了目前的受贿罪量刑标准。网友提出，官员上交“红包”后，是否可以逃脱法律追究?你认为网友的这种质疑是否合理?

    王彦军: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是大家关心反腐倡廉建设的表现。我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件事，其中的关键是“法”、“纪”与“理”的问题。首先，要搞清“红包”与“受贿”的界限问题。领导干部收“红包”，是属于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还是构成受贿罪，主要看是否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节。其次，要搞清“主动上交”与“被动上缴”的问题。是受政策感召，有醒悟之举、悔改之意，还是受法纪威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因案件牵扯而为，是判别其认识、改正错误程度的重要情节。第三，要搞清上交“红包”的彻底性和数额问题。能不能全部上交“红包”、“红包”的数额大小是纪律处分和刑事处分的裁量依据。第四，要从立法和执纪的宗旨上理性地看待。我们历来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上交“红包”应该比不上交好，否则消极影响会更大。所以，我倾向于其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现象说明管住领导干部的“手”仍然任重道远。

    记者:对于不准收受礼金和有价证券的纪律要求，中央和地方早就有明文规定。从重庆官员上交“红包”事件来看，为什么有关纪律规定在执行中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呢?

    王彦军: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文化和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机制上的原因。一是“礼尚往来”的送礼收礼之风自古有之，使一些人“心安理得”地收“红包”。二是社会生活环境的困扰，使一些干部不满足于相对清贫的生活，走上了“以权生财”之路。三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不力，使得一些人“心照不宣”地收“红包”。四是处理失之于宽，也助长了收受“红包”者的侥幸心理。从近年来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很多贪官“腐败线路图”上无不标注着“礼尚往来”等种种名目。由此可见，必须加大治理力度。

    记者:结合重庆官员上交“红包”事件，你认为管住官员的“手”治本之策何在?

    王彦军:在中央强调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与重庆打黑除恶的大背景下，领导干部上交“红包”，应该是一条正面新闻，说明纪检监察机关的整治行动发挥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这件事的积极意义在于给了那些收受“红包”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反腐倡廉的成本。其消极影响正如网友所言，如果收“红包”后可一交了之，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就难以防止官员权力再寻租，难以净化官场环境，同时也挑战了法律的刚性和党纪的严肃性。

    “红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治理“红包”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思想上、制度上、惩治上寻求突破，切实解决“想收”、“能收”、“敢收”的问题。可以着眼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强思想教育，二是重视制度建设，三是强化监督制约，四是加大治理力度。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索取或接受“红包”，一经查实，又不主动上交，都应从重从严处理。同时，要严肃处理送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