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副院长称“花钱买刑”也要有法可依

    “宽以济严、严以济宽”成关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中引发的社会评价，总体认为对一些个案的改判随意性比较大。”对此张军并没有回避。

    据他介绍，去年10月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刑事审判一般问题的专题报告；有人大常委提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不是法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吗？”

    张军指出，司法权威不高时，即使是依法、正确、公正的裁判也会被

    “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较容易做到，根据犯罪对象和犯罪分子情况也能做到累犯从重、未成年人偶然性犯罪尽量从轻；”张军介绍，“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最关键、最有力度、一旦实施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瓦解分化犯罪、争取社会更多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的，是‘宽以济严、严以济宽’。”

    张军强调：“这个‘互济’需要下功夫解决。现实中重罪有从轻情形的能够轻判，轻罪有从重情形的就应该重判，这样的问题解决得不好。”

    首份官方报告揭观念性问题

    近日，湖北省高院已经向最高法院作出报告，系统总结了该省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情况。这将是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首份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情况作出的官方报告。

    据张军介绍，该报告显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中凸显7方面的问题，其中观念性问题较为突出：刑事司法人员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等错误观念依然存在，习惯性的“从严从重从快”的司法理念依然存在，导致刑事司法人员在面对宽缓要求时无所适从，对应当从宽的一面重视不够，有宁严勿宽的倾向。

    报告显示，刑事司法机关的评价机制也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据张军介绍，具体操作中把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判决无罪以及发回重审的案件视为错案，并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

    “法院在判决中对被告人定罪、免刑，或者上级法院改判轻刑甚至缓刑，都可以；但宣告无罪就意味着我们起诉错了，检察官就会有麻烦，甚至遭到错案追究。”北京市检察系统的一位检察官介绍。

    此外，公检法机关在分工协作方面存在不协调的状况。“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一般倾向于向法院提供有罪证据，对无罪、罪轻证据不提供，检察机关的抗诉，倾向于抗轻不抗重”。

    据张军介绍，最高法院依法改判的不该判死刑的案件中，因检察机关抗诉而改判的案例较为少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据张军介绍，领导同志作出批示：“要重视这些反映，并要有措施加以改进”；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也作了重要批示，目前最高法院正在贯彻落实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