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式执法引发道德批判：行善有风险 莫当好人

　　网友自制车贴表明对“钓鱼执法”的无声抗议。

　　河南小伙儿孙中界（右）断指自证清白。

    “钓鱼”后遗症:千万别当好人

    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断指证清白”事件的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然而，这一报告显然不足以平息外界的争议，而争议的关键不仅在于“钓鱼式执法”的定性，更在于这种执法方式引发的道德批判:如果行善居然要面临如此之大的风险，今后谁还敢学雷锋？

    “倒钩”专钓“活雷锋”

    “钓鱼”一词最近不断撞击着人们的耳膜，此“钓鱼”非闲情逸致的水边垂钓，而是此前发生在上海对涉嫌非法交通营运所采取的所谓“钓鱼执法”。近两个月来发生在上海的两起事件，更是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10月14日晚，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车途中遭遇一男子恳求搭车，5分钟后，孙中界被另一辆车逼停到路边，打车男子往车上扔了10元钱。随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前来执法，称孙从事非法营运。孙中界称自己遭遇“倒钩”执法，“倒钩”就是下诱饵，将当事人引入破绽之中。事后，孙中界愤然将自己小手指砍下，以示自身清白。

    有人断指以示清白，也有人选择以法律手段反击。今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开车去单位途中，因为搭载“胃疼”男子遭遇“倒钩”执法，张军毅然拿起法律武器，在9月底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本案将于近日开庭。

    记者注意到，此前的上海“钓鱼执法案”原告无一胜诉。但张军表示，已经联合了多位“钓鱼案”受害者，打算将官司进行到底。

    “钓鱼门”事件屡屡发生也已经引起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10月18日，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孙中界断指事件，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上海市政府强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19日，以浦东新区一位副区长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成立，对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当事人，展开全面调查。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了《关于“10·14”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称，“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上千“钓钩”遍布上海

    “钓鱼执法”在上海及全国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央视评论员张鸿认为，“钓鱼”等行为的出现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打击黑车行动。当时由于执法部门力量的单薄和人手的短缺，鼓励市民来举报黑车，举报一辆黑车就奖励现金500元，于是渐渐形成了“职业举报人”。慢慢地，“职业举报人”演化成今天的“钓头”和“钓钩”，而他们和执法部门之间也逐渐形成成了固定的“合作伙伴”。

    如今在上海，各地政府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不一样，如宝山区是200元、南汇区250元、闵行区30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这样的“钓钩”在大上海有上千个，遍布各个区和街道。而“钓头”就坐在金字塔的塔尖指挥作战，坐享其成，享受每月一、两万的收益提成，一年可达十几万元。

    而为了达到执法顺利，一些执法大队还和“钓钩”联系在一起，对一些不老实、不甘被罚的司机让“钓钩”出面，予以教训。一种新兴的产业链条俨然已经形成，而这链条的完善也确保了双方利益的享有。

    据报道，在闵行区官方网站上有一份名为《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的文件，其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但10月18日，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向上海有关部门申请公开黑车罚款数额及去向信息时，却迟迟得不到回应。

    张鸿认为，“‘钓鱼执法’发展到现在，最原始的目的已经变了味儿，原来就是为了让黑司机钻进圈套，目的是整治黑车，现在是让好人钻进圈套，目的是创收。”某法律工作室执行主管张亚东则表示，行政法中处罚的本意是通过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钓鱼执法”是以创收为目的的行为，严重偏离了这种精神，“在这里，法律条文变成了他们创收效益的机器，政府的公信力则成了他们谋取利益的幌子。”

    钓鱼式执法引发道德批判：行善有风险 莫当好人

    “倒钩”执法涉嫌违法取证

    一个月前，深陷“钓鱼门”的闵行区执法大队曾就执法方式进行过高调回应。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大队曾在中共闵行区委员会党务公开网发布了《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新招”整治非法营运》一文。文章声称，该大队二中队面对取证难题积极应对，想出了取证和查处分步进行的执法新招，“灵活应用先取证后查处方法，可有效缓解执法取证难问题，有利于维护客运市场稳定。”但对该办法的具体内容，大队长刘建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这是工作秘密”。昨天，晨报记者登录该网站，却没有找到这篇文章。

    “正当地整治黑车是必要的，但是通过‘钓鱼式执法’，通过巨额罚款，实际上是违背《行政法》的。”中央党校政府部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王红如此表示。显然，交通执法部门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也心存疑虑，因此在执法时往往会雇用没有执法资格的“钓钩”，并采取限制车主人身自由的方式，逼迫车主在“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处罚通知书上签字，以便为处罚找到合适的理由。

    事实上，车主在暴力胁迫下所签的字并无法律效力。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认为，“在行政执法当中，即使利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所谓的证据，那也是不能作为证据来用的。”

    孙中界在认识到自己被“钓鱼”后曾经试图打电话求助，但被一群“钓钩”强行制止。在撕扯中，孙中界的裤子还被扯破。张鸿认为，如果最后证明孙中界是无辜的，那么“钓钩”和执法人员就是采用虚假线索，故意捏造事实，属于诬告陷害行为。而如果他们领取了奖金，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法，而是涉嫌诈骗罪。

    2004年，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行政执法是有严格界限的，而‘钓钩’猛然拔钥匙和踩刹车等行为，看上去是在协助执法，但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严格来说，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张亚东也认为，“执法部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强势管理不是目的，执法便民、利民、为民才是真正目的。执法机关要改变过去那种重结果、轻过程，重效率、轻公正，重手段、轻目的的做法。”

    早在2008年3月，上海奉贤一名33岁女子在协助交通执法部门卧底查处非法营运出租车时，在车内被司机雷庆文刺死。“钓鱼”钓出了血案，这一话题也被“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虹储居委会主任朱国萍表示，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制止不正当的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南申也认为，“倒钩”做法没有被法律明令禁止，但这一“陷阱取证”方式在具体操作和权益保护方面会遇到一些问题。

    践踏道德使人不敢行善

    日前，一个“最牛私家车流行贴”在网上流行:“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无疑是私家车主对“钓鱼式执法”的无奈选择，背后的苦涩难以言表。

    本想助人为乐做善事，结果却落入执法部门精心设计的圈套，成为任其宰割的鱼腩。这样的执法手段又给社会带来什么呢？

    断指事件后，有记者采访孙中界:“下次开车再碰到有人遇到困难求助拦车，还会停车吗？”孙中界不无感慨地说:“我很想帮助这些人，可我再也不敢轻易停车了，我已经为这付出一个手指的代价了。”而9月19日发生在重庆的一则新闻更令人寒心:一位80岁的老翁摔倒在地，手足抽搐，却无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遭殃……众多的事实说明，道德大厦的建立要用万世之功，而要摧毁它却是轻而易举。

    “钓鱼式执法”的危害显而易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些有着善心的活雷锋，然后狠狠地惩罚他，“对好人不断地惩罚，必然带来善心的减少。”张亚东认为，“除了对道德的肆意践踏，更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央视著名评论员白岩松也表示，执法部门“胃疼关你什么事”的思路会破坏社会的道德底线，人们会因此不敢做好事了。不能以人性的恶去应对行为的恶，因为人性的恶对社会危害更大。

    如何程序正当地执法？“要理解行政法的精神，执法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亮明身份后正当取证，而不是通过几个‘钓钩’达到罚钱的目的。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需要诚信，包括公众和政府的。”张亚东认为。人民日报更以《钓鱼式执法 危害猛于虎》为题刊登大篇幅报道，称“人们期待的，不仅是个案的处理，更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执法手段本身彻底调查，公正公开处理，及时公布结果，使对整个社会的心理破坏力降到最低。”

    要治理“钓鱼式执法”，减少执法机关的利益驱动尤为重要。“如果上级没有强硬的年度指标，执法部门也不会疯狂地找‘钓头’和‘钓钩’了。”张亚东也对治理“钓鱼”行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另外，还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钓鱼执法”之所以能存在多年，与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不够完善也有关。相关执法部门正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才让“钓鱼”有了生存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