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报告:居民储蓄增长主要是高收入阶层贡献

    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极大的冲击，同时凸显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迫切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大家的共识，也成为经济政策瞄准的对象。如何才能真正达到促进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目的，需要梳理清楚与居民消费相关的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我国居民消费率为何明显偏低

    1、消费率逐年下滑

    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

    2、最终消费增速并不算低

    在探讨中国的消费问题时，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消费增长一直都很缓慢。因而，学界和政府决策层都一致认为，我国消费者支出远远低于其潜在的消费能力，中国应当推进“消费拉动型”增长。在这一认识下，政府把刺激消费需求作为今后决策的一个重点。实际上，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的增长势头一直非常快。从1991年到2008年，我国最终消费名义、实际年均增长15%和9.5%，2001-2008年，尽管增幅略有下降，但最终消费名义、实际年均增长也达到11.7%和9.14%。甚至居民消费的增长也十分强劲。上述两个时间段，居民名义、实际消费年均增长14.5%、9.04%和11.4%、8.79%。

    3、中国的高储蓄不等同于居民高储蓄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年高增长的背后是高储蓄的支撑。从分类上说，一国的总体储蓄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几个大类。分析国民总储蓄结构可以一目了然，贡献储蓄的主体实际上变成了在收入分配中占大头的企业和政府。1992年至2007年，企业储蓄占GDP比重和政府储蓄占GDP比重均几乎上涨一倍，前者从11.3%激增为22.9%，后者从4.4%增长为8.1%，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相对稳定，1992年占GDP20.3%，2007年占20%，期间有一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家庭储蓄占GDP比重保持在20%上下。所以，近年我国的储蓄率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而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居民(家庭)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

    4、居民储蓄增长主要是高收入阶层的贡献

    从城乡结构看，2002年以来农村居民储蓄率基本呈下降趋势，近两年有所反弹，幅度也较小。居民储蓄率上升主要由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拉动所致。

    从居民收入分组结构看，少数高收入户是居民储蓄的主要来源，在城镇居民中，中高收入及高收入户的储蓄贡献率合计占到70%以上，农村居民中高收入户的储蓄贡献率占到近70%，如果按收入水平合计划分，城镇居民的中高收入及高收入户的储蓄占全体居民储蓄的5成左右，而其人口仅占18%左右。由此可见，从总量角度分析居民储蓄率问题，往往掩盖了巨大收入分配差距下储蓄分布的结构差异。

    5、城镇居民储蓄增幅差异不大

    从农村分层次居民户储蓄增长情况看，其储蓄增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呈现逐步提高，这与大家日常的感觉完全一致。但城镇居民分层次居民户储蓄增长情况却呈现不同的格局，即不同层次居民户的储蓄增幅差异并不大，甚至高收入户的储蓄增幅是最低的。2003-2008年，城镇居民平均储蓄增幅为19.57%，分收入水平增幅分别为：低收入户22.61%、中低收入户20.31%、中等收入户20.25%、中高收入户20.60%、高收入户18.64%。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近年来，城镇居民的非消费性支出增幅大大高于消费性支出增幅，而非消费性支出主要包括购房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即由于近些年购房成本大大上升，非高收入户受此影响相应缩减了消费支出。

    启动消费需转换经济增长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激活消费、扩大内需，让消费成为比投资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应该针对消费现状及背后蕴涵的结构特征，分短期和中长期制定针对性政策。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30年来高增长提供了强力保障，然而，中国的高储蓄率为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却没能为这种快速扩张创造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积累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思路，历来具有压低消费，进行强制国民储蓄来实现实物资产积累的倾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基础工业、重工业和建筑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支撑储蓄率不断上升以及储蓄结构失衡的自加强机制。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与其说是高储蓄催生了高投资和高增长，不如说高投资增长模式需要高储蓄来维持。这就是说，储蓄率逐步提升，是经济增长模式裹挟下的被动选择。因此，要想改变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势在必行。

    2、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性财政支出

    在当前阶段，由于文化和习惯因素所导致的高储蓄率并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改革国内的体制才是降低储蓄率的根本出路。如果要降低储蓄率，就必须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居民所面临的各类收入风险。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政府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相当于用政府的消费替代了家庭储蓄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的储蓄，扩大居民消费。

    以完善社会保障与促进农村消费为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对刺激消费潜力巨大。根据《数字商业时代》、《中国经营报》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共同发起的调查结果,如果政府为农民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与养老保险，人们没有了治病与养老的后顾之忧，36%的农民愿意增加5000元以内的消费支出，54%的农民愿意增加2000元以内的消费支出。而国家统计局曾进行过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1元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以调查结果为基础，以每户家庭四口人计算，假设平均每户家庭愿意增加3000元的消费支出，则每个人增长750元消费支出，全国7.2亿农村人口将增加5400亿消费支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将带来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可见，农村人口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3、改变发展理念，真正回归“民本经济”

    8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8月22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指出，在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后，我国的福利政策的补课任务非常重，未来3年将是我国福利制度的突变期，要建立起与中等发展水平较为适应的福利体系建设，加总起来大体上应该新增1万亿元。两则新闻中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的强调，显示出了政府在财富分配改革上的强烈动向。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是弥补民生欠账，加快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体系问题，其实都源自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保障和增进人民的幸福。这不仅是一个财富分配问题，更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的价值指向和根本目标问题。这样，就需要在观念以及政策上做出调整，淡化GDP增速及相关指标(如工业生产、当地经济实物方面的变化等)在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性，将就业和环保作为比GDP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衡量标准。通过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费用来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减少对工业企业的能源价格补贴。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部门的再分配等等。

    4、正确处理住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998年作为一个时点，前后商品房的销售额占整个社会消费总额的比重，由以前的5%、6%左右，迅速上升到15%以上。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土地的价格。在1998年房改之前，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基本上没有价格，土地不参与社会的再分配。但1998年之后地价不断上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开始参与社会再分配。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是企业与政府受益，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例上升，而居民占社会总储蓄的比例下降。因此，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住房市场化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但过度的住房市场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仅会导致低收入群体买不起住房，还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扭曲了经济结构。由于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过快，使其他消费受到严重的挤压，结果是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为此，要想真正促进消费的增长，需要在住房政策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正确处理住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5、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者谈判地位

    严格来说,工人的工资是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决定谈判结果的是劳动者的相对稀缺程度和谈判地位。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目前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么只能是从“质”上入手、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是政府大有可为的领域。一方面需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的投入，短期内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从源头开始提升我国劳动者的基本素质。提高劳动者谈判地位的途径，是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在劳动力过剩时单个劳动者当然是没有谈判地位的，但要是劳动者能够团结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谈判力量。

    6、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非正常差距

    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超过2的比率极为罕见，但我国却超过3。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暴富群体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却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不是说，垄断企业就不能有高收入，而是收入一定要与贡献挂钩。其次，贯彻公共财政的原则，财政不仅要惠及城市，而且要覆盖农村；不仅要支持东部，而且要照顾西部。第三，取缔非法收入。对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政府应严加监管，重拳打击。对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另外，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特别是要减少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家庭背景这些非市场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阻碍竞争的作用，特别是要打破城乡间和不同行业间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

    7、积极发展消费信贷

    发展消费信贷，要立足于消费信贷的供求两方面。一是要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提高整个社会信用，消除金融机构发放消费信贷的后顾之忧。个人信用制度是进行消费信贷的基础，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信用的有无和优劣是能否得到消费贷款和分期付款优惠的前提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环境已初步具备，如技术环境，我国目前已具备开发个人信用系统的科技能力，各种相应的硬件设备也容易配备，只是如何组织运作的问题。

    各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个人信用登记、评价系统的建立，降低消费信贷的风险，促进消费信贷供给的增加。二是减少不确定性预期，使消费者敢于接受消费信贷，解除后顾之忧，刺激消费信贷需求。此外，要建立健全消费信贷立法，尽快制定《消费信贷法》，对消费信贷的主体、对象、程序、方式等作出规定，并配套出台实施细则，使消费信贷行为规范化。金融机构还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拓宽消费信贷空间，增加消费信贷品种，深入消费市场调研，加强营销工作，真正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金融服务，使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充分利用消费信贷方式，尽早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消费结构，进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促进经济增长。

    8、摆脱过分迷恋GDP增长的情结

    GDP增长，是我国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关注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至关重要。只有经济发展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才能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但GDP并不能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高低。GDP增长了也并一定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同步增加，因为它忽略了人类福利的许多因素，比如仅看GDP指标，就可能把破坏财富的行为计入到国内生产总值中去。GDP也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环境破坏而造成的损害，也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结构。因此，观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GDP，同时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引入国民财富和绿色GDP的概念，淡化人们对GDP的关注，摆脱过分迷恋GDP增长的情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份额，才能逐步促使经济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执笔 胡少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