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梁丽案道德风险的制造者

    轰动一时的梁丽案日前终结了法律程序，这位机场清洁工自去年12月“捡”走乘客遗失的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首饰以来，就陷入到法律的漩涡中，直到本月25日，检察机关才最终认定“捡金饰”案梁丽犯盗窃罪的证据不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占罪，属“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案中金饰的失主、东莞金龙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不追究梁丽的责任，梁丽彻底自由。

    可是，一波刚刚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围绕梁丽案的争论似

    大多数网友对梁丽的遭遇表达了同情，从相关报道来看，梁丽“捡金饰”确实属于意外之财，她也没有什么主动占有别人财物的贪念，如果只是因为捡到了300万金饰就要为之付出刑事代价，未免成本过高。不过，专家对此案造成所谓的“道德风险”也言之凿凿，彭宇强化了社会普遍的“不和陌生人说话”思维，梁丽则告诉人们，东西可以随便捡，这岂不乱了套？

    这种担心有其道理，但反过来，为了避免此种道德风险而将梁丽重新投入监狱——— 这显然不可能。而且检察机关已经认定属于“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失主也并不打算追究梁丽的责任。“道德风险”论纵然有道理，却恰恰回避了追问梁丽案走到今天的真正推手。其实，不能让拾得物成为犯罪陷阱，这个命题同样重要。

    只要我们梳理一下梁丽案，逆向反推，既然如今是以“盗窃罪”证据不足终结，这起码能够说明，过去的9个月时间里，某种程度上，司法机关就是毫无意义地折腾，只是把一件小事弄成了大事，办成了一件闹心事。其间可谓一波三折，一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因为捡到金饰而成为公众人物，几乎成为罪犯。或许，清洁工梁丽根本就没有想到，她捡的不是金饰，而是寂寞——— 差点为捡拾财物付出了要孤寂坐牢的代价。

    更进一步说，捡拾一件东西，构成犯罪的底线在哪里？以梁丽捡拾的300万金饰来看，似乎并不十分清晰。为什么不是民事上的侵占或代为保管，却一定是刑法上的犯罪？看来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需要合理划定侵占“犯罪圈”，让普通公众知晓捡拾财物构成犯罪的底线。许多网友认为，如果起初就是以民事侵占进入法律层面，那么，它所带给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

    有多种假设可以避免梁丽案的上演，如果她捡到时就交给机场有关部门，如果机场对内部人员有完备的管理，比如不准随意处置乘客的遗失物，如果司法机关是以普通治安案件立案，或许，一切都能够避免……但事实是，直到9个月后，检察院才以证据不足，终止进入公诉程序的可能性，其间，梁丽自己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司法机关也错过了几次纠偏的可能，以至于酿就了今天——— 法律有了正解，道德却依然未解。还了一个人法律清白，却留给整个社会一个道德悬案，或许，我们已然无法回避梁丽案“道德风险”的可能，但更值得反思的是，是谁造就了“道德风险”？是梁丽自己，更有司法机关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