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的死和余秋雨的书

    余秋雨出新书了！这或许是这两天文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记得，刚听同事说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吗？他还会写书吗？”

    不仅是我这个初入文化圈的小记者，网络上同样是一片质疑：余秋雨早就不是作家了，他彻头彻尾是个“文化超男”。

    余秋雨的新书，我们姑且称之为“新书”，新在哪里呢？据出版社说，这本 《问学》不是余秋雨赖以成名的散文，而是根据每周一期的，余秋雨

    据说，为了顺利出版此书，余秋雨对《问学》删删补补，前后花费了两年多。那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余秋雨又做了什么呢？“青歌赛”、“请愿门”、“捐款门”，门里门外都有他。写作重要吗？不重要吧！懂得新瓶装旧酒就行了。

    说了余秋雨这么多，我突然想起上个月27日去世的，美国著名社会犯罪学作家多米尼克邓恩。邓恩的去世，在美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在做这条报道时，在国内国际部同事的帮助下，我浏览了许多和邓恩有关的消息。

    作为一名社会犯罪学家，邓恩生前的小说多以发生在美国社会富豪名流间的丑闻和案件为素材，范思哲、辛普森都是他笔下的主角，他用一篇篇纪实小说，控诉美国司法更多只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现状，让美国上流社会胆战心惊。

    那些天，在美国的媒体上，关于邓恩去世的报道占了大量的篇幅，大都流露出一种惋惜和忧愁，因为美国从此少了一个文学斗士。

    是的，就是“文学斗士”！这个在中国已经基本消失了的词语。余秋雨和邓恩一样，提到他们时，总会带上“著名”一词。因为“著名”，他们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话语权。有话语权，同样意味着他们需要比别人负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缺失，或许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对话题时代成为娱乐中心的诱惑，一个又一个作家迷失了，抄袭、炒作，甚至皈依佛门，怎么有人关注怎么来。面对质疑，他们总是屁股对着人，冷冷的一句：我为了出名，为了卖书，关卿何事？

    毫无疑问，那些完全拒绝社会责任感，却又在言说的人，是很危险的。当世，这样的作家实在太多。他们言说的不是公，而是私，不是精神，而是欲望。古来人们都希望能立言者必达圣境。而现世作家很多，又多以私为质，信仰完全丧失，道德没了根本，人心乱了，社会散了。

    怎么办？看来，只有唤醒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些正气，驱散那些已经很铜臭的欲望味了。

    希望，中国少几个余秋雨，多几个邓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