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为女大学生傍大款太过痛心

    在重庆师大9日举行的“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称因受电视剧影响，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傍大款”的观念，“这是一种悲哀，我感到很痛心。”

    事实上，不是当前才有“傍”现象，或许任何时期女性都有“傍”的需求，上世纪50年代走俏的是“根红苗正”者后代，80年代“方向盘”“听诊器”都是女孩的最爱，90年代开始具备商品意识的中国让“大款”走入女孩内心深处，21世纪这股

    现代女性大多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被灌输的两性平等观念也比前辈多得多，但是其境遇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善，相反社会化生存和职业环境的消极暗示却越来越多。职业场中对女性无处不在的歧视，无法让她们在职业前景中看到希望，家庭就成了精神和生存的避难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听上去豪气干云，谁又能品味其中的无奈与沉重？

    更让人无奈的是，女性往往要为这种精神避难承受社会非议。在一个交易社会中，女性有什么可供交换的资源呢？或许是短暂的青春美色，以及从谋生工具不得不沦为婚嫁资本的大学文凭。而较之种种贻害公共利益的灰色交易，“傍大款”并未对社会构成实质性公害，又有什么可痛心乃至指责的呢？

    我们常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傍大款”必然是出卖尊严、违背内心，却忽视了，安全感是女性与生俱来乃至毕生追求的最重要心理需求。爱大款主要是爱他所提供的安全感，尤其这种安全感是制度和法律及社会生存体系都无法提供的前提下。当然，我不否认“傍大款”成为普遍择偶法则是消极的，但这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无法规避的现代人对于新生存规则的无所适从感造成的。随着经济秩序的规范和成熟、社会对两性职业平等的诚意推进、乍富的国人不再需要以征服美色证实自身价值，女性从职业前景中看到希望，“傍大款”就会成为过渡型社会的一时现象，大可不必为此焦虑或者痛心。司欣(江苏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