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举干部行为应慎用公诉

    黄冠 作者文集

    山东“曹县帖案”尚未落幕，河南沁阳即出现“翻版”：因在村内散发传单指控村支书有经济问题，8名农民经过去年12月和今年6月两次公诉、审理，均 被判诽谤罪。8名农民再次上诉，此案被发回第三次审理，备受社会关注。

    涉嫌诽谤，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才能进入公诉程序。然而，在一些地方，公民举报或指控公职人员或乡村干部，却屡屡出现被当作公诉案件处理的现象，使得百姓的监督和举报常常受到公诉的影响。

    依照我国宪法，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监督权不容侵犯。在8名农民诽谤村支书一案中，公民的监督权却朝着相反方面“推进”：2008年2月下旬和3月24日，8名农民在村内两次散发传单；3月25日，村支书吴小宝到镇派出所报案，同日沁阳市公安局决定按刑事案件调查；4月4日至4月19日，8名农民先后被刑拘；5月10日，沁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并对涉案 3人实施公捕，每人脖子上挂着写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牌子；5月28日，在沁阳市体育中心举行的公捕大会上，涉案6人戴着手铐被公示（8月2

    即便8位农民的行为涉嫌诽谤，按理，村支书应向法院起诉，而非到镇派出所报案。报案与决定按刑事案件调查发生在同一天，警方迅速介入是否有草率办案之嫌？上诉不加刑是法律常识，在事实和罪名与原审相同的情况下，重审为何对4人加刑、3人缓刑改判实刑？仅以“加刑是因羁押已超过刑期，没有办法了”为由，能否服众？

    对未决犯游街示众，我国三令五申禁止。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曾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8名农民诽谤村支书一案中，犯罪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便被“挂牌示众”，这不仅有悖“无罪推定”原则，而且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从河南王帅案到内蒙古吴保全案，从“曹县帖案”再到8名农民诽谤村支书案，一次次传递着一个信号：针对县级和乡镇级领导干部甚至乡村干部的举报、指控行为，即可启动公诉程序。倘若如此，百姓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何保障？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