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学历只是政治道德的底线

    南京原市长蒋宏坤已于日前出任苏州市委书记，以接替从这一位置调任深圳市长的王荣。在官方公布的蒋宏坤简历中，“在职大专”学历引起极大关注。在此之前，从苏州市委书记走出去的高级官员，多有“学者型官员”之称。蒋宏坤的经历与其前任们多有不同：他从最基层干起，曾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8月21日《重庆晚报》)

    与来历各异、含金量参差不齐的“博”、“硕”帽官员履历相比，蒋宏坤的教育背景因其本色、真实、“诚信”而颇显另类。作为具有相当行政层阶的地方官员，蒋宏坤没有随波逐流，附身于官员学帽“大跃进”(非正常渠道和途径)的热潮中，更没有像某些官员一样，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力身份背景，进行知识资源、教育资本的非等价“兑换”；按理说，这是值得公众正面评价的，可细一思索，人们却很难乐观起来：“诚信学历”也好，诚信职业履历也罢，即便对于一个最普通的社会职业人而言，也仅是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要求，更遑论理应在职业道德标准上高看一线的在职党政官员，但吊诡的是，为何在当下的公共语境中，它却成了跃然新闻版面、为民众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事件？

    除了反证某些地方政治生态场域职业道德秩序的紊乱、芜杂和信用“掺水”现象，并进而导致体制内的官员与体制外的民众，皆在习惯性、较大面积信用“掺水”、信誉滑坡等官场异象的潜移默化下，已呈现“信用麻木”、道德麻痹症式的非理性状态。高标格的道德信用典范可遇不可求，太多的现实潜规则、次生态环境吞噬着民众的信心与耐心，公众对官员的政治道德期许标准只能一退再退，终于，它触及到了危险的底线：与其说这是公众对蒋宏坤“诚信学历”的正面呼应，毋宁说，人们是借此表达对某

    固然，学历的高低与个人职业能力、工作执行力、行政领导力之间，并非绝对的等值关系，它只是一个相对易操作的标准化参考系统，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公共评价体系会天真地将二者之关系作本本化、标签化处理；任何一个时代或一种职业体制之外，都可能会有怀揣专才、专长的特殊性人才游离式存在(甚至可能为数甚巨)，对他们的兼容吸纳无疑相当必要，它也是社会开放、宽容和健康活力的体现。观诸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我国封建科举体制下，也有荐举、特授等体制外补充性的政治人才擢拔方式；而在西方的文官制度中，除了标准化的考任制，同样有选任制、委任制等的制度化补充方式。现在的问题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应以怎样的最优方式进行(同时让体制外公众与体制内公务员系统信服)？

    在现行体制内，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党内组织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范原则及相关制度保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离权利时代公民热切的政治期许，离公开、透明、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游戏规则尚有不小差距。可以设想一下，若是能更积极、更大范围地吸纳民意参与，一些官员的权力兑换式、注水式学历，必然会成为民意显微镜、舆论显微镜定格下的形象负资产，在这个阳光和民意、舆论充当民间考官的透明考场中，官员们与非诚信、次道德资本、资源急急切割还来不及，又怎会不智地捉虱上身？而由此政治道德元点肇始，其后的正面激励和引导效用将源源不绝。这其实也是时代政治文明、政治理想和权利公民们所共同企见的。

    从尴尬底线到理想终极，从注水学历泛滥到政治伦理自觉，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作者：薛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