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风暴调查:50余官员因贪污腐败入狱

    “霉的都是最有权势的”

    此次严打从2009年6月就开始了，“市里有头有脸的大老板被抓了一大串”。除了老杨这些自认“遭殃”的人，更多公众兴奋得敲锣打鼓放鞭炮，或去市公安局送锦旗。

    老杨的“大哥”姓吴，曾是重庆著名的金色港湾休闲会所的一位经理。这两年形势不好，会所关了门，“吴老大”的日子也不景气了。此人前不久一度被牵连到涉黑事件中，公安局查了他的个人户头。他说自

    那之后，吴老大行踪飘忽，手机时而关机，时而“不在服务区”。

    老杨至今不知道，洗脚房的幕后老板是哪个。他从来没见过老板，也从不敢过问，只隐约听吴老大提起，那是一名“转业军人”。

    “不得越级汇报”“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是老杨谙熟的规矩。暗黑世界的游戏规则，与袍哥帮会颇为相似，旧时有“欺侮袍哥妻女，三刀六个眼”，今天的规定同样严苛，比如“不得勾引大嫂”“不得欺侮百姓”“不得私吞货款”，违反者将受到惩罚，轻则剁指，重则灭口。

    当然，按规矩，“组织”会给死者妻女一笔不菲的抚恤金。

    “这回霉的都是最有权势的。”让老杨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被人们认为是圈子里最强势、最“稳坐泰山”的陈明亮也倒掉了。

    陈明亮是重庆江州实业集团的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

    2009年6月5日晚，他在大世界酒店的包房里被警方带走，这家酒店位于重庆寸土寸金的解放碑，陈常年住于此。事发当时陈明亮正和一群人在豪赌，旁边的桌上还放了毒品、现金和刀具。后经检测，陈明亮的尿样呈阳性。

    他被警方人定为“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他不是犯罪性质最恶劣的一个，而是最有钱的一个，其资产达数十亿元，并顺利拿下了重庆市政府对面的黄金地盘，准备筹建一所五星级大酒店。

    自1997年升直辖市以来，重庆的迅猛发展带来日益拉大的贫富悬殊。在“棒棒”依然满街跑的重庆，陈明亮作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率先开上了一辆价值700万元的宾利。他家衣柜里，连装玩具的包也是LV的。

    而陈明亮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黑社会的影子。随着涉黑严打的展开，陈明亮事实上已成了一个惊弓之鸟，警方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从他家里发现了大量抗抑郁药物。

    随后，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陈明亮被逮捕。

    继陈明亮后落马的，是涉嫌交通垄断的市人大代表黎强、涉嫌故意杀人的摩托界销售奇才龚刚模等亿万富翁。

    8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公布了被执行逮捕的67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和骨干的相片，部分人员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政府“打黑”的铁腕作风引发了商界一阵恐慌。据香港《大公报》称，“在最近的打黑风暴中涉黑的富豪，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被捕的人以及闻风外逃的人数量逾百”。有企业被撂下，也有房产成为烂尾楼。一位老板发现，重庆街上竟然多了一些无主的奔驰宝马车。

    黑和白

    雪球越滚越大。

    重庆警方原先掌握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有104个，但自“6·20”打黑除恶以来，涉案人数越来越多。“这刚揭开盖子，”一名警方内部人士说。

    一位退休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解放初期，鉴于重庆的陪都背景，公安在肃清异己分子上花了大力气，这里治安一直不错。但“文革”那番激烈的武斗后，重庆“乱套了”。小型的犯罪团伙开始崛起，但大多是诸如杀人、抢劫类的显性暴力犯罪，相对容易发现和缉拿。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曾表示。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重庆的黑恶势力开始膨胀。一些黑社会性质团伙，如同这山城，错落地生长起来。他们开始划分地盘、明确分工、壮大队伍，并且开始渗透并逐步转向商业化。

    “这世道，白道不如黑道来钱快。”老杨叹了口气说，这也是不少马仔趋之若鹜走黑道的原因之一。而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重庆2008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增长，越来越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又给这个城市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而近两年内发生的出租车罢运、“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3·19”枪案，更让主政者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

    “(黑社会)渗透的领域不断拓宽，大到能源、交通、建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小到粮油菜肉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贸活动，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8月16日，重庆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一位熟悉重庆黑道的商人对《中国新闻周刊》披露：重庆的涉黑势力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首先是运输。

    2009年年6月发生的民营公交“收编难”事件，就是某些利益集团对抗政令的案例之一——因民营公司经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混乱，在不到3年时间内导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伤。有重庆乘客甚至编出段子：“上7字头公交车必需物品：急救包一个，内装绷带、止血棉纱、夹板等；工具箱一个，内装剪刀一把，尖头锤一个，以备逃生。”重庆市政府终于决定在5月31日前，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收归为国有。但有媒体披露：“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要价达到1亿多元，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非常强硬”。

    另一个行业则是“放水”(高利贷)。徐帆(化名)一身漆黑，寸头，黑T恤，黑色布鞋，还有墨镜，在室内也不肯摘下。他是重庆某追债公司的一员，平日找上三五个兄弟，穿上印着“讨债”字样的上衣，往债务公司一坐，直到对方还钱。他属于道上的“清水黑”——这个术语自袍哥时代延续下来，指的是那些不干下三滥的事情的道上人；另一种黑法叫浑水黑，就是没名没位，靠打杀的纯江湖人士。

    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甚至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亦不乏“追债”的“牛皮癣”。许多讨债公司披上“代收代付货款”的外衣，进入商务公司的序列。

    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在建筑行当，有沙霸、石霸、砖霸??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已经成为某些行业的规则。

    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地带里，犯罪技术和装备正逐步升级。一些团伙已经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

    “拜码头”

    不管“清水黑”还是“浑水黑”，“朋友”是不可或缺的财富。

    自南宋以来，重庆商贸的码头历史绵延近千年，60%的居民都靠着码头吃饭，爬坡上坎、肩扛背挑。这是靠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由此，比起一般的城市，重庆更具有抱团意识和人情味。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徐帆说。人在江湖，必不可少的两类朋友，一是律师，二是医生。干他们这一行，“进去”和肢体冲突再寻常不过。律师朋友像一条纽带，把见不得光的灰色群体和正大光明的公检法群体联系起来。

    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老杨每个月会缴800元“治安联防费”，他总把这叫作“保护费”，“门口卖菜的，摆小摊的也要交，算是拜了码头”。

    上门收费的是有些“后台”的社会人员。不过他最在乎的是，拜过码头，洗脚房就不会被找茬了，严打的时候，会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一来二去的，他和“收保护费的”成为了朋友，有时还谈起孩子的学习问题。

    一位重庆记者遭遇过一桩“怪事”：在他曝光重庆某派出所后不久，家里遭到盗窃。他前往派出所报案，但办案人员一见他就未卜先知一般，嘻嘻地问，家里出事了？后来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对于老杨的上级吴老大而言，“朋友”愈发地珍贵。以前经营休闲会所时，吴老大会把辖区内“数得上名号”的人统计在录，逢年过节就拜拜年、送送礼。

    基于共同的利益，黑白两道彼此交融起来。道中人需要官方人物充当劫难时的保护伞；亦有公务员以认识黑社会为荣，认为这是“吃得开”的表现。而在更高一层——比如重庆市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被警方带走后，他被扣留的手机不时有提示逃匿的短信声响起，发短信者不乏系统内部人士。

    那些做强做大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已经拥有了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边往往汇聚了各色人士，比如打手、会计、消息灵通人士。有人专管敲诈恐吓，有人负责合法投资经营，把非法得来的钱“漂白”，相辅相成。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对黑社会犯罪进行研究，他将其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是显性的松散暴力团伙犯罪；而如今，重庆的黑社会犯罪已有升级迹象。

    按照武和平的分析，中级阶段的黑社会犯罪，很多时候，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慈眉善目的慈善家这种身份出现。他们一般有自己的企业，组织严密，控制手段无所不用，确保自己获得利益，通过金钱、仕途和暴力手段，对能够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部门领导威逼利诱，采取一种隐形的控制。

    到了高级阶段，黑社会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所以，此次打黑对于这个直辖市的未来，就显得至关重要。

    “不只是一个文强的问题”

    2008年6月，“打黑英雄”王立军空降重庆之前，在重庆的官方语境中，对城市治安的表述是，“根据统计，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3.73%”。

    但与此同时，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这直接导致文强在当地民众中一直口碑不佳。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重庆近年来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

    一位司法界人士认为，如此多积案，加上扫黑专项斗争所暴露的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

    2009年6月起，重庆下了狠心，一举端掉了14个大型黑社会犯罪团伙，8月初，任公安局副局长11年之久的文强因涉黑被双规。

    在近50天的专项集中整治之前，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纪检监察、经济三条战线联手，令重庆的命案侦破率达到了91.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5个百分点。重庆官方还表示：破命案积案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低于京、津、沪。

    目前，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打黑除恶”行动仍在继续。“这其中有我们欠社会的账，欠老百姓的感情账。”王立军对他的同事们说。而在网络上，许多人——包括一些外地人，也正在热烈呼吁“王青天”的降临。

    萧条的是老杨和他的洗脚房，这次严打，好像漫长过任何一个冬天。不时有男子往里面探头望望，老杨不住地赔笑脸，“不好意思，停业整顿，改天来耍嘛。”

    但其实老杨自己也不晓得“改天”是哪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据说，这栋近20年的违章建筑，很快就要被拆除了。

    扬“红”打“黑”，两场运动正激荡着重庆闷热的空气。

    位于重庆的著名红色景区“红岩联线”迎来了人流的高峰。2009年8月16日一天里，这个包括渣滓洞、白公馆等景点的旅游线路共接待游客约1.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1/3。“今年的人多了很多。”一位“红岩联线”的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红色经典被热捧，与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施政方针不无联系。主政山城600多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渐入高潮，与此同时进行的，是震动全渝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重庆官方表示：到8月中旬，已经有3298万人次参与了“红歌传唱”活动，而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多达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

    扬“红”打“黑”，两场运动正激荡着山城闷热的空气。

    “红色热潮”

    解放前，重庆是中共地下党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眼下，中共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试图重新唤醒人们对这段红色历史的关注，以服务于一系列政府目标。

    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位于群山之中。受惠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重庆成为国内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建立了以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体系。但受限于地理位置，重庆经济的外向度较低，引进外资、进出口贸易额长期落后于临近的湖北、四川等省份。

    针对这一现实，薄熙来呼吁重庆要“建设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并提出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五个目标。重庆官员则普通认为，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期的一些成功经验将被移植到重庆。

    1992年～1999年，薄熙来任辽宁省大连市市长时，将这个曾经沉寂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为充满活力的港口城市，并频频向外界推荐“大连城市名片”。由此，薄熙来也成为了“明星官员”之一。

    不过，与当年赴任大连市长不久即提出“市长经营城市”的思路不同，薄熙来这次选择了“提精气神”入手。

    对于薄熙来的这一倡议，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苟欣文援引薄熙来后来的一次讲话说，“动员大家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就是要培养重庆人民良好的精气神。有了思想内涵，有了文化品位，重庆就能持久，就有合力，就有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

    “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市情，使得重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困难重重。由于境内3000多万人口中近70%为农民，其中150万仍在贫困线之下挣扎。2008年，重庆的经济增速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

    外界揣测：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首抓“提精气神”，不仅源于前述重庆发展所面临的长期问题，还可能与其“红色家庭”出身背景有关。

    2008年5月30日，薄熙来在调研重庆学校工作时，就发出了一个倡议：在全社会形成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的热潮。

    不久，重庆市委宣传部就选取了《义勇军进行曲》《红太阳》等27首革命历史歌曲和《我和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18首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经典歌曲，并以下发政府红头文件的方式向市民推荐传唱上述歌曲。

    由于前述文件提倡重庆传唱红歌以合唱为主，不久重庆市级党政机关、40个区县直属机关纷纷成立合唱团，都将唱红歌作为重要纪念日的标志性活动，随后大、小红歌演唱会密集举行。

    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甚至专门开设了“红歌社区行”栏目，海选、PK、现场直播、明星参与等方式也被引入到红歌传唱中来。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张礼慧认为，红歌对于重庆这座红色城市来说，可以振奋凝聚人心。

    多名参加了红歌合唱团的重庆市公务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单位花十几个小时练习合唱，忙的时候周末也得搭进去。

    除了红歌传唱，被重庆坊间称之为“红色热潮”的还有“读经典、讲故事”。

    今年，重庆市委宣传部出版了一套《读点经典》丛书，收录有革命烈士方志敏散文《清贫》，以及叶挺写于1942年的《囚歌》等红色作品。薄熙来为这套丛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留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

    越管越细

    与“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的文化路线相比，让重庆官员感觉压力大增是薄熙来对官员考核标准的提高。

    这同样被认为是他大连施政方针的延续——他曾经公开表示：“如果有一百个叫硬的干部都能哈下腰干活，而且忙到点子上，那大连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学历的重要性从未如此强调过。”重庆市开县的一位年近50岁的乡镇干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刚刚报了市委党校的一个大专班。

    今年8月1日，重庆市人保局会同市委组织部、市教委、市招办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学历教育工作的通知》称，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没有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处理。

    除学历外，官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也被视为考察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去年11月重庆曾爆发震惊全国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一度导致重庆交通瘫痪，后来薄熙来赶到现场与罢工司机对话，并通过电视直播。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重庆市政府在解决罢运事件上确实为地方政府做出了示范。

    官员政绩的考核项目也有所增加。今年初，《重庆晚报》报道了该市一些不文明养犬的行为，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重庆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形同虚设，相关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不久，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回应说，市政府将加大考评力度，强化工作指标，拟将各区县养犬管理工作纳入年终政府工作考核，并将各区县养犬管理工作的成效作为相关责任人年终综合性评先的重要依据。

    “狗管得好不好也要纳入区县考核，这在以前想也想不到。”重庆市渝中区一名法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府对于管理越来越细致。

    反映这种细致管理的另外一个例证是：去年8月25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该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操，每次20分钟左右。据悉，各单位的工间操和课间操做得好不好，将作为所在区县政府体育工作的考核内容。这也被认为是薄熙来此前提出的建立“健康重庆”的举措之一。

    重庆官员更大的震动，来自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反腐。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重庆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局长蒋勇、重庆国土房产局原副局长王斌、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等多达9名厅局级官员和10多名处级干部因身陷“地产窝案”纷纷落马，一时震惊重庆官场。

    接近重庆公安局的人士称，截至今年7月，重庆已有502名公检法干部涉案接受调查。

    打黑风暴

    出租车“罢运”和系列腐败案中所暴露出的黑社会势力渗透的蛛丝马迹，促使薄熙来把建设“平安重庆”演变为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今年6月初，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

    8月8日，重庆市纪委证实，现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的文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重庆市公安局称，截至8月15日，已成功抓捕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累计破获查处各类案件1009起，其中破获刑事案件892起。

    “可以说是打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8月15日称，在这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9165条，其中80%都是实名举报。

    7月31日重庆市一次通报会上，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表示，重庆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

    这也带来了担忧：政府中还有多少官员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薄熙来在8月7日主持召开的市委第三次打黑除恶工作指挥调度会上说，涉及党政干部、政法干警的管理要及时研究，将不良分子甄别出来，纯洁队伍。(记者 周华蕾 张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