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高微摄) 无家可归智障劳工遣返成难题 安徽界首市警方日前解救了30余名黑砖窑智障劳工。但是,一些无家可归、有家难归的受害人成为遣返难题,甚至有的受害人遣返途中再次走失。专家呼吁,应以政府为主导,公助民办,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兴办智障者托养机构。根除黑砖窑智障劳工问题,是智障者的渴望,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一些智障劳工可能再次遭受侵害
还有的受害人是无家可归。张秀斌说,一名来自山东烟台市的受害人安某,原是烟台市一家木材公司的职工,和妻子离婚后流落街头。他还有一个女儿,但无法取得联系。虽然界首警方联系到了他的堂兄,对方却不愿接收“我们满腔热情地联系到了失踪人员亲属,以为对方会满心欢喜,但实际上对方却不愿见面,态度冷冰冰的,接电话爱理不理,搞得我们很尴尬。”界首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后,界首市工作人员只能将其安置在烟台救助站。 为了能让受害人早日返回家乡,界首市警方想方法设法与受害人家属取得联系。公安人员为受害人拍摄照片,并把照片发布在受害人所在的县级公安机关信息网站上,供当地有亲人走失的群众查询。与此同时,界首市警方还把办案民警联系方式公布在网络、电视等媒体上,以便受害人家属能及时与警方取得联系。尽管如此,由于受害人的特殊性,送返工作进展仍然十分艰难。警方只要能查出受害人籍贯所在的县,他们便把智障者送往所在县的救助站。但是,剩余的3人连所在县都无法知晓“我们打算这3人作为院民纳入统一管理,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界首市福利院值班人员房超领说。 此外,还有的受害人遣返途中再次走失。根据救助站遣返属地划分政策,界首市民政局派专人把一名家住安徽六安市的智障者护送到合肥,并移交给合肥市救助站。但是,合肥市救助站给智障者买了一张车票后便置之不理,导致该智障者再次走失。合肥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用一种不耐烦地口气说“我们看到这个人表现很正常,而且我们也没听说他脑子有问题,所以我们按规定给他买了车票,让他回家。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据了解,在送往合肥市救助站的智障劳工中,共有8人走失。 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受到伤害 虽然黑砖窑的始作俑者是个别不法分子,但公众可能会把由此而生的的愤怒指向劳动、公安等部门,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必将因此受到伤害。这种愤怒转移的趋势和迹象已经在山西黑砖窑智障劳工问题中明显体现了出来。 基层官员建议,应当对症下药,“三管齐下”预防和避免“黑砖窑劳工”事件的屡屡发生。第一,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劳动监察工作力度,尤其是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石料场、码头、沙石厂等劳动强度大、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场所。重点查办使用或介绍童工、智障人员务工和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行为,劳动、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建立劳动力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完善信息网络,落实举报制度,把专项行动和经常性检查结合起来。 第二,加大“黑砖窑智障劳工”案惩处力度。河南方城县窑主付峰等人暴力奴役20多人,仅获刑9个月至7个月不等;新疆玛纳斯县窑主牛海东等人暴力奴役40多人,获刑3年。办案人员呼吁,刑法应当增设暴力强迫劳动罪,提高刑期,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第三,建立健全智障者托养收容机构和制度。安徽省残联副理事长钱玉贵说,福利院主要以儿童为服务对象,养老院主要以老人为服务对象,救助站是一个短期收容的过渡性机构,社会上极为缺乏以残疾人(智障或肢残)为服务对象的托养机构。2007年,国家开始在上海、江西等省市部署残疾人托养机构试点,但覆盖面一直较低,政策支持和财政不足。 他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残疾人托养机构扶持力度,采用民办公助的形式,即政府通过财政资助,出台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兴办残疾人托养机构。对于经济条件许可的家庭,可收取一定托养费用,对于那些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则免费收容。 钱玉贵说,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家里有一个重度残疾人,要多个家庭成员来照顾,影响家庭生产效率。长期下来,这些家庭成员会身心疲惫,还有些则因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如果能有专业托养机构,或者在福利院和养老院内开辟残疾人专区。与福利院等机构不同,托养机构专业技能性更强,不仅要保证其基本生活,还可以为智障者和残疾人提供肢体或心理功能恢复训练,比如让哑巴学习哑语、让肢残者学用筷子等,让他们通过学习能生活自理。对于一些有劳动能力的智障者,要在确保其劳动权益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就业岗位。适量的劳动量、适宜的工作岗位,不仅能保障其基本生活,还能促进与正常人的交流,帮助其融入社会,是一件好事。 安徽界首市警方近日解救的黑砖窑智障劳工已有29人被送返家乡,尚余3人在界首市社会福利院等待认领,这剩余的3名受害人中,包括1名不会哑语的哑巴,以及2名智障程度相对严重者。他们均说不清家乡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