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调查访问的老人 受调查访问的老人 调查期间,田景军(左)、付玄夜宿帐篷 ■村中出现“躲儿庄” 但是,1186位被调查的老人中,真正愿意说出自己遭遇的却不多,许多老人直面采访时都守口如瓶。田景军他们认为,一是不敢说,怕子女知道;二是不能说,家丑不外扬;三是不想说,即说了也白说。有老人就直白地问过田景军,“说了管用吗?” 在新村,一位91岁的独居 走遍43个村,调查者还发现一个共性:每个村的村外树林或空旷处都有“躲儿庄”——三五户、五六户甚至十几户不等的老人群体,老人们“躲儿”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被赶出家门,有的是为“躲清静”、“眼不见心不烦”。 对1186位老人的子孙的问卷调查显示:不肖子孙、孝子皆属少数,大多数游走于两者之间,即与父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关系人称“冷暴力”或“软折磨”。但也有人给调查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苏家村里就有一个大孝子,他母亲虽已97岁,但记者见到老人时衣衫整洁、神情安泰。面对村里人的称赞,老人的儿子说,就是借钱也要把母亲伺候好。 ■曾一人养八人 现八人难养一人 调查组从调查对象的生存状态中总结出如下共性—— 如果家有不肖子孙,老人必定绕不过“三最”——吃的最差、穿的最破,住的最旧。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几乎日日馒头泡水。“我有钱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一位老人以无奈口吻表达对子孙的不满,“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大多数女儿对娘家全心全意,对婆家则别样面孔。多为文盲半文盲的她们,眼里只有小家、孩子、娘家,而视公婆为“眼中钉”。东魏村一名妇女就挑衅般地对调查组说:“我活不养,死不葬。”相比儿女对老人的言行,老人对儿女则“掏心窝子”,即使恨极,也是欲言又止。 原因 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调查归来,田景军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三人此行。 不孝种种成因何在?调查初期,三人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 ■“等经济好点再尽孝不迟” 此次调查中的不孝者多为青壮年,其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或初中。此时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虽值旺年但精力有限,本性致使情感向儿女倾斜,而无经济来源致使年迈多病的父母成为他们的顾及盲点。有被访者就曾明确告诉调查组,“等经济好点,时间多点再尽孝不迟”。被调查者中的多数人也认同这四要素,少数人则否定,认为“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 调查后期,田景军三人用苏家村孝子的那句“借钱也要把老母服侍好”否定了四要素判断。这位孝子传达出的信息是:他虽不宽裕,但铁心尽孝。出身寒门、小学文化的翟玉和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与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清官难断家务事” 针对不孝之事,调查组调查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预状况,干部们却直言不便插手——“清官难断家务事”。村官不便插手,那么乡规民约也可成遏制劣行的法器,然而调查组没见到只言片语。 村干部感慨,“过去孝道写在心上,如今孝道写在纸上,就是写在纸上也没用”,所以部分村民对不孝并不谴责。比如对于屯里村那位乞食的母亲,邻里不仅不谴责儿子儿媳,反而私语是“报应”。邻里向调查组“爆料”,说老人年轻时如何如何……行政束缚的失效,法律惩戒的空白,小环境的放任,耻感文化的缺失,致使不肖子女在失去约束及惩戒的路上越滑越远,甚至驳斥调查组,“他们没冻着没饿着,我怎么就不孝了?” ■“一本难念的经” 那么作为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就曲阜的“躲儿庄”,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学者定义为“曲阜现象”,该现象即穷家富屋。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一定要修漂亮,否则成家难,即使娶妻生子,也拴不住媳妇的心。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另觅栖身之所。 上述不孝原因,主体无疑为子女。而透视不肖子孙的成长土壤,必能翻捡出父母栽下的种子——自私、短视、护犊子等。调查组还发现,“三不管”老人多哀戚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 《孝经》言:“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一名村干部却坦承,“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连线 调查归来之后不愿再向父母要钱了 田景军说,调查归来后,他们三个人都在变。 变化一,付玄至今没跟土里刨食的父母要钱,“张不开口”,而此前,一个月一次电话催逼“妈,没钱了”,他认为父母供他读书天经地义。那么,眼下拒绝家庭支援的付玄怎么生活?他说,“省、挣、扛”。在学校,一人日均10元伙食费,为省钱,田景军、付玄、王彪三人搭伙,日均10元。当仨人共吃一盘菜时,他们无视同学目光及戳点,而此前,付玄承认“难为情”。在见识了馒头泡水的老人后,他们用餐时“一点不觉得寒碜”。 变化二,三人以前无视剩菜剩饭,如今愤怒又惋惜。付玄感慨,“对那些老人来说,倒掉的就是他们梦想的美食”。 变化三,省下伙食费的同时,电话费却在增加,付玄隔三差五问候爹娘,“不调查不知父母恩”,付玄说这是他曲阜之行的最大收获。王彪跟付玄一样,至今没跟患糖尿病的母亲张口要钱,他说,“家中抽屉里几乎都是药”。现已毕业的田景军说他更没理由向父母伸手,而是让父母享福才对。 回首曲阜之行,三人一致认为“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尽管“遭了很多罪”。比如夜半落雨,被冻醒后怀抱帐篷另寻栖息地;一天一两顿饭,却要日行20公里。但“没走过这么多路,没说过这么多话,吃过这么多苦,没见过这么多的事”的三个人下决心——今后不再以自己为中心。 5月下旬,鸡西大学展出了三人此次曲阜之行的图片,其效果达到了他们的预期——“孝敬父母,关爱老人,从我做起”的百米条幅上签下了众人的承诺。(摄影/田景军 付玄 王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