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娱乐如何成了“工作需要”

    最近，党政干部出入歌厅、夜总会、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的问题引起关注，有些地方已发出禁令予以严管。但是，《人民日报》联合《人民论坛》杂志对基层党政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却显示，31%的受调查者表示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是“工作需要”，认为“很难管，严管后很多工作无法开展”者达28%(6月9日《人民日报》)。

    党政干部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竟然可以是“工作需要”?这相当令人费解。由政府的性

    也许有人会说是陪客之需。然公务之客，无非两类:一为客商，二为客“官”。客商为逐利而来，投资与否肯定不取决于可否享受公款桑拿，陪其公款娱乐(既是“工作需要”，当然不会个人掏腰包)显属浪费;而客“官”所来亦为公务，吃顿工作餐或可理解，若拿纳税人的钱唱歌跳舞，显然比前者更不具备合理性。

    所以，竟然有三成基层党政干部将营业性娱乐场所当成“开展工作”的所在，甚至认为不如此“很多工作无法开展”，实属怪异———当然，很多人对此早已经习非为是、见怪不怪了。这种怪异的现象，折射出当下某些制度的弹性化、执政伦理的模糊化、官德修养的失范化乃至扭曲化。

    官员能够以“工作需要”的名义，随时参与营业性娱乐，其“底气”来自公共财政制度的过于粗疏，来自某些管理制度的弹性过大。某些制度的弹性过大、执行缺失、被故意忽略甚至曲解，使得控制政府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望不可及，建设节约型政府在很多地方仍是个“远景”目标。此道理众所周知，毋庸赘议。

    不消说，在振振有辞地把公款娱乐当工作需要的官员当中，一定有很多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他们肯定明白，这种做法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找不到真正合适的依据。无依据而敢乱为，作为一地党政官员，非但不能有效保护纳税人的公共利益，相反却慷公家之慨，快自家朵颐，彰显出执政伦理之失。

    整体看，是执政伦理的模糊和缺失;具体看，便是某些官员的道德失范甚至修养扭曲。三成官员认为对公款娱乐“严管后很多工作无法开展”，说明很多官员已经习惯了“边娱乐边工作”，工作交往中已经以相互公款招待娱乐为常，如此为官之道，与“大公无私”等官德标准大相悖离。

    去年，习近平同志曾对各级党政干部提出“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的要求，强调这是“一种严谨的道德实践，要从平凡小事做起，在点点滴滴中体现”，要求每名党政干部都要修身立德、为政以廉，并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哲名言相提醒。而将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当成“工作需要”的党政干部，显然在道德实践方面堪称相当不严谨，不仅谈不上“为政以廉”，甚至还站在了其反面。是故，对官员参与营业性娱乐成了“工作需要”的风气，亟应整饬。（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