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基会30万善款被截留疑犯被刑拘

马书军给王汝鹏的信。本报实习记者潘之望摄

    昨天记者获悉，涉嫌构成犯罪，小天使基金善款被截留案的关键人员马书军被警方刑事拘留。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与此次截留善款案相关的一名患儿，以不同的名字申请小天使基金，并两次获得了救助。

    同一患儿两获救助

    根据红基会网站公示的受助患儿名单，名为“韩佳浩”和“韩浩霖”的患儿，分别得到了救助。

    在小天使基金的申请者资料上，记者看到，以“韩佳浩”名义申请的资料中，登记的患儿年龄为4岁（根据生日推断，资料提交应该在2006年），登记家庭地址为河北省涉县涉城镇西巷715号，联系人为贺海荣（患儿母亲），资料中未留家属联系方式。

    而以“韩浩霖”名义申请的资料中，患儿年龄为5岁，登记的家庭地址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涉城镇振兴路297号，联系人为韩彦生（患儿父亲），所留联系方式为韩彦生本人手机，申请资料中注明，“2007年8月7日送来”。两份资料的患儿出生日期，均为2002年1月21日。

    记者向患儿父亲韩彦生电话求证，韩彦生承认，韩佳浩和韩浩霖是同一个人。其儿子以前叫韩佳浩，生病后，孩子爷爷认为这个名字不吉利，所以改名叫韩浩霖。2007年6月份，将孩子的户口本进行了更改，有记录。

    或与马书军有关

    为何同一个患儿，要申请两次？

    患儿父亲韩彦生称，孩子生病后，他自己向小天使基金申请过救助，当时申请用的名字是韩佳浩，“具体申请日期，记不清了”。

    由于自己的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韩彦生找到了他的涉县老乡、同在北京儿研所为儿子看病的马书军，托马书军帮忙办理此事。

    “马书军先后跟我要了两次户口本，第一次给他的时候，孩子名字还没改；第二次给他的时候，孩子名字已经改了。”韩彦生说，改后的户口本上写有“曾用名，韩佳浩”的字样。

    马书军为何两次索要户口本？韩彦生说，当时马书军只说，“再申请看看”。

    小天使基金会网站显示，以韩佳浩名义进行的这份申请，审批通过日期是2007年1月，受资助款项为2万元。记者查看韩佳浩的申请资料，上面未留家长的联系方式。

    “我自己提交的申请资料，绝对留了联系方式。”韩彦生说。由此推断，这份资料应不是韩彦生自己申请的那份。

    在小天使基金的管理规定上，明确要求“留下联系人的详细联系方式”。记者向红基会雷淑敏部长电话核实此事。雷淑敏表示，患儿审核资料通过后，才会通知家长提供发票和银行卡，然后将钱打给患儿，“一开始和人家都要过来，通不过怎么办？”

    既然如此，没有留下家长联系方式的韩佳浩，其发票和银行卡由谁提供？

    另一份以韩浩霖名义申请的救助款，审批通过日期是2007年10月30日，受助金额为1.9481万元，上面留的联系方式为韩彦生本人。但韩彦生称，其从未接到过红基会电话。

    一半救助金失踪

    用不同名字申请下来的3.9481万元去了哪里？

    记者向韩彦生询问此事。韩彦生称，他从未接到过红基会的电话，从未直接从红基会领过钱，也从来不知道领这个钱还需要银行卡，他也没向红基会提交过卡号。

    韩彦生称，马书军曾分两笔给过他两万块钱。“给了我两万，又借走了1000。去年年底，又要走了1万。我还给他送了个手机，前后也就落了个几千块钱。”

    马书军向涉县鹿头镇派出所说明情况时曾称，自己截留的救助款，借给了其他患儿家属。其中，借给韩彦生3万块钱，并有韩彦生的收条。涉县鹿头镇派出所接待过马书军自首的民警曾看到过这张收条。

    记者向韩彦生求证此事。韩彦生称，“从未收到过3万块钱，更没有什么退还的事情。之所以打收条，是马书军让打，我们关系好，不得不打”。

    评审会难查重名

    记者查看小天使基金的申请表格，上面要求粘贴申请患儿的户口或身份证明、患儿家属或监护人的身份证明，以及患儿的生活照片，据此确认患儿的身份，并不困难。

    既然如此，为何同一个患儿，幸运地通过了红基会的两次审批？

    记者昨天向红基会求证此事。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称，原则上，一个患儿只能资助一次。韩佳浩和韩浩霖重复申请的问题，红基会还不了解具体情况，他们将彻查此事。

    为何没有联络电话的家长，也会获得救助款？钱如何打到卡里？王汝鹏称，也许工作人员通过地方红十字会找到了患儿家属，不过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据王汝鹏介绍，小天使基金的评审，一般经过两个程序。小天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首先把各地寄来的患儿资料，整理存档，并进行初步的筛选。按照资助人数120%到150%的标准，提交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成立于2006年，由红基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医疗专家代表组成，20余人左右。根据资金量多少，评审会不定

    期举行。自成立至今，已召开5次评审会。评审会上，委员们主要根据患儿的贫困程度和病情轻重进行投票，主要尊重专家意见。

    作为评委会主任委员，王汝鹏参加了5次评审会。他认为，在评审会上，发现两个不同名字的患儿是同一个人，还是很困难的。

    “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的过程中，可能不够仔细。”王汝鹏称。

    评审环节将改进

    目前还有一些疑点指向红基会工作人员本身——为何马书军参与申请的患儿通过率如此之高？

    昨天，王汝鹏承认，目前小天使基金的制度设计中，对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监督，确实是个缺失。“如果没有马书军案发生，可能确实发现不了。”

    据王汝鹏介绍，在2007年到2008年10月份，也就是马书军涉嫌截留救助金的时间段里，小天使基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要有3名，一个是办公室主任任瑞红，另外两个是志愿者李青晓和何忠祥（两人均是红基会的签

    约志愿者，到红基会坐班）。目前，这三人均已离职，任瑞红已调到青基会工作。

    马书军案发后，红基会曾进行过内部自查。王汝鹏称，任瑞红、李青晓和何忠祥均到红基会说明情况，但均未承认与马案有关。

    王汝鹏称，马书军并不是红基会的坐班志愿者，也并未签约。但因受到过红基会的救助，其和小天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

    “如果出于熟人关系，对马书军提交的材料，有一些感情上的倾斜，也是有可能的。”王汝鹏说，“其实，所有来小天使求助的患儿，都是需要救助的，我们设立的标准，其实也很无奈，贫困程度，病情轻重，并没有特别高的区分度。每次评审，我们心里也很为难。工作人员也承担着这样的压力，他们有一些感情上的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王汝鹏说，只不过，这破坏了公平。

    “如果工作人员明知马书军私自截留善款而配合，或从中获利，就是另外的问题。如果内部人员确实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毒瘤清除掉。”王汝鹏说。

    王汝鹏称，今后，将对小天使基金的评审环节和评审标准进行改进，“比如，依据先来后到的原则，最公平”。

    记者昨天获悉，涉嫌构成犯罪，马书军目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