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玉娇案的舆情看社会的断裂

    作者：邓聿文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引发了官民对立。尤其是在后一起案件中，邓玉娇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的凌辱，愤而用一把修脚刀手刃官员的举动，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而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儿的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两个阶层——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

    可以看到，邓玉娇案再次唤起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集体记忆。此前，媒体刚曝出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买处案等，这些事件，已令一些基层官员在民众中的形象，差不多等同于丑陋的化身。因此，“邓玉娇案”被网民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民众。这种二元对立的图景植根于公众的潜意识中，且不断被现实证实。

    上述鲜明的对立图景，说明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最近几年，社会学家频频用“断裂”一词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在各种断裂关系中，官民对立，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与基层百姓的对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官员非但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非正义的制造者。基层政权的高度非道德化，使得地方官员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才出现“父母官”欺压人民的事情。

    基层官民的这种对立，是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没有真正地赋权于民，致使民众的权益在发展的名义下受到侵害。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却没有真正在享受发展的成果，成为一个沉默无助的群体。

    弥合断裂的社会，修复官民对立关系，必须真正还权于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权利。因为，如果公民在上层建筑所享有的权利缺失，就无法对其在经济基础领域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相应的保障。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权利生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尤其是一些基层执政者，普遍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还习惯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对待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如果不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不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脚刀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