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现在名声不大好听。说起来,不排除有自身的因素,多半却是代人受过。忽然看到一条新闻,说江苏盱眙实行“柔性城管”,既保城市“脸皮”,又保摊贩“肚皮”,两难之中赢得两全,可谓“双赢”。不知不觉之间,许多感触一涌而来。 盱眙这条消息,登在2009年4月21日《新华日报》上。究竟他们的城管如何“柔性”,究竟怎样城管才叫“柔性”,光看报纸上的文字,恐怕远远不够,需要去向盱眙人请教。我的兴 城市的“脸皮”,常常被人误解。比如摊贩生意兴隆,百姓“肚皮”不成问题,这不是城市的一张很耐看的“脸皮”吗?一旦与老百姓“肚皮”发生摩擦,甚至水火不相容,这“脸皮”必定与城市无关,而一定仅仅是某些官员的“脸皮”而已。为官员自己的“脸皮”,不惜牺牲老百姓“肚皮”,这种城管,不如叫做“折腾”。今天的事例不去列举了,找两个三十年代的麻雀解剖一下,让那些一心与摊贩过不去的官员开开眼界。手边正在看一本书,是柯灵主编、文汇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一辑民俗卷《天堂与地狱》,里面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一篇是1934年11月周作人写的《保定定县之游》,说“北平近来的一件事,为了整饬市容的缘故,路边不准摆摊,有些小贩便只好钻到高梁桥下去了”。周作人批评说:“游览的外宾意见如何我不知道,在我们市民看来,则有摊并不怎样野蛮,无摊也不见得就怎么文明,而在多数的平民有靠这摊为生的,却难以生存了。但是为政者似乎对这一点全未会考虑到。”这是说的1934年的北平,更像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预言。另一篇是唐海写的《寒流里的风暴》,记叙1935年11月底上海摊贩暴动事件,文章说:“摊贩———小贩,这个被看做‘卑下’、‘下等’的职业,今天他们被作为‘市容’的障碍物被扫荡了。”作者写这些摊贩“一早辛辛苦苦从家里走到街上来,像做‘贼’一样摆出了小摊,喊着喊着,前面围了一堆人,自己就被围在人堆里。一声‘来了’,像逃紧急警报那样,急急推开了客人。一件还没有完成的交易,货物握在人手里,就连说明都来不及,一把就把东西抢过来往布包里一塞,跌跌撞撞的躲到弄堂里去。”这种场面,发生在1935年的上海。而我们这些已经活在21世纪的人,又有谁会没有看到过呢? 有书读,真好。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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