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质疑的后果很严重

    笔者曾到一个地方参观，发现这里农村的图书室书柜不少，书也不少，但从品相判断这些书很少有人翻动过。不久，从媒体上却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这里文化活动非常 活跃，这些图书十分受欢迎，还有人现身说法。

    没有人质疑非常有害。常言说得好，学从疑始，思由疑生。没有质疑，陈陈相因，要学者做甚？即使一不留神做了学者，也只能是滥竽充数。为既成事实找根据，没理也要编出三分理来，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有些专家学者的一种思维习惯，一种工作职责。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取得的所谓研究成果，怎么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记者没有质疑精神，“广州雪花大如席”、“猪脑袋上长出马尾巴”等等混淆视听的假新闻就可能纷纷出笼，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各级领导干部是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中坚和骨干，在制定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在决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具备质疑精神尤为重要。

    质疑与实事求是是密切相通的。大凡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者，都重视质疑，鼓励质疑。毛泽东听汇报经常强调“畅所欲言”，希望发言者“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王香平：《毛泽东怎样听汇报》，《党的文献》2009年第2期)。可见，毛泽东对汇报的真实性是有疑问的，因而想方设法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据姚依林介绍，陈云的工作作风是“抓住一个问题，反复研究”。“他总是请持极右和极左以及各种有代表性意见的同志把意见完全摆出来，让大家尽情发言，他不表示己见。”“假如会上的发言缺少哪一个方面的代表性意见，他就自己假想一个，为它提出观点，然后请大家探讨，或批驳。”(姚锦：《姚依林百夕谈》第183-18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不难看出，陈云反复研究问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鼓励质疑的过程。一个领导者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提出的观点，作出的决策，参与制定的政策尽可能符合实际。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人质疑，说到底是缺少质疑的氛围。随便举个例子。“大跃进”时期，由于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广东的农田减少了几百万亩，耕牛死了1/5，粮食亩产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有些农村每人每月只有20斤口粮。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的赵武成在一次会上对“大跃进”提出质疑，说它“一是脱离实际，一是脱离群众”，说“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上却是万马齐喑”。刚过两个月，庐山会议传来全党大反右倾的精神，气氛一时很紧张，批评“大跃进”的人胆战心惊。赵武成赶紧写检讨，请示省委处分(王钧执行主编：《我的一九七六》第8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动辄得咎，谁还敢质疑？只有揭示真象、追求真理成为人们上下一致的基本取向，质疑才会屡见不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质疑之声之所以多了起来，正是因为我们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党内民主的不断扩大，勇于质疑、善于思考的人会越来越多，党和国家的事业也会因此而越来越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