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擎

    近日，美国一家非营利性消费者组织的调查报告披露，强生、帮宝适、好奇等婴儿用品含有两种致癌物质。帮宝适、好奇的生产商——宝洁、金佰利两家公司表示，这些产品所含的微量化学物质都在安全标准以内，且都没在中国大陆生产和销售。强生公司也发表声明称，所涉物质含量均在安全限量内，过敏事件属个案，与“涉毒”事件无关。

    目前，有关信息还未充分呈现，无法就此判断强生产品存在安全问题，平抚消费者的担忧和不安情绪，仍有待权威部门的明确意见。

    但现在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强生等婴幼儿卫浴用品含毒的信息并非由政府监管部门发布，而是由一家民间组织发布。这样的信息发布，不是攻击，不是诋毁，而是依据合法合理途径，表达诉求，争取权益，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公共服务发展。这一点见诸于这个组织科学严谨的调查过程之中，也见诸于相关企业并非恼羞成怒的声明之中。这一点，正有助于我们在更大视野里审视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

    从近年发生的一些产品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政府监管很重要，但在每一个细小环节上，政府监管很难面面俱到，需要向社会借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情有差别，但如何摆脱政府监管既疲惫又无力的处境，是现代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公共管理的社会化程度需要提高，这不只在于政府如何去改变自身作为，也在于各种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作用发挥得如何。也就是说，需要有一种更加广泛的公共治理机制，吸引多种力量参与，在政府监管出现缺漏的时候，使得社会仍然有一个补救机制。

    不只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产品质量检验和监督，都包括政府和民间两个系统。这种制度安排的好处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存在问题，即使一套系统失效或者没有及时启动，另外一套系统还能继续发挥作用。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有更大的可能避免产品安全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政府来说，为社会力量提供作为的空间是一种政治责任，体现的是对社会和公众自我管理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信任。

    可靠的产品质量和有序的市场环境无法完全寄望于企业道德，需要政府的有力监管和社会的有效制约。大量民间消费者组织的存在，主动发布相关信息，会使企业感到无处不在的压力和监督，从而不敢放松质量要求。应当说，民间组织和行政、司法系统一起，共同构成对企业道德的敦促。相对于行政系统覆盖的有限性和司法系统的事后惩戒，民间组织的监督更加主动和具有前瞻性。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政府难以时时全能，良好的治理只能有赖于各种力量组合成一种社会治理的良性机制，互相配合，弥补不足。让民间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有更多参与的渠道，有更大的作为空间，形成更加有效的社会预警机制，让公民权益受到更加完善的保护，这是我们在等待强生事件更多信息发布的同时获得的启示，也是走出产品安全危机不可回避的问题。